法兰西第四共和国的三色旗在埃菲尔铁塔顶端已飘扬了数月。
朱安的政府在接管全境后完成了西非殖民地行政体系的集成，法属印度支那的民政管理权也从军政府移交至巴黎任命的文职总督。
巴黎市政体系全面恢复运转，地铁重新开通了三条线路，塞纳河上的驳船开始将鲁昂的粮食运往首都，拉丁区的咖啡馆在战后第一批复员的士兵光顾下重新热闹起来。
意法一体化军工与贸易条约正式落地，布雷西亚兵工厂向法国提供坦克发动机零部件，法国则以阿尔萨斯的钾矿和洛林的铁矿砂作为交换。
戴高乐也回到了巴黎。
数月前他解散了自由法国的武装力量，带着勒克莱尔等内核心腹以政党身份重返法国政坛，在国民议会中获得了席位，比法共多几个席位，但远不足以与朱安的执政联盟抗衡。
他站在议会发言席上，身穿便装，没有勋章，没有军衔，他的发言只有短短几句：
自由法国的战士们虽然已经放下了武器，但他们从未放下对法兰西的忠诚。
他宣布将以反对党身份参与战后重建，在宪法框架内为法兰西的完全独立与民族尊严而奋斗。
朱安在议会大厅的另一侧静静地听完，然后起身与他握了手，两人的手握在一起时，议会的镁光灯爆成一片白雾。
法共的处境比戴高乐的自由法国更为边缘化。
第四共和国情报部门严密监控着法共控制区内的地下武装，巴黎和里昂的工厂里仍有法共工会组织的小规模罢工，但苏联罗马协定达成的默契让莫斯科对法共的支持几乎断绝。
法共中央内部经过激烈争论后，正式放弃了全国总罢工和暴力夺权路线，转为以劳工薪资、民生福利为内核诉求的合法议会斗争。
他们在圣但尼和蒙特勒伊等工人聚居区的市政选举中保住了几个席位，但国防、外交和殖民地决策权完全掌握在朱安政府手中，法共只能依靠工厂工会的民生运动在底层缓慢积累影响力。
他们曾试图与戴高乐的自由法国派系进行私下接触，但双方的诉求根本冲突。
戴高乐要的是法兰西完全独立、驱逐意大利势力，而法共要的是左翼社会改造，于是合作浅尝辄止。
在意大利，共产党的处境从一开始就被限定在一条极窄的轨道上。
他曾在众议院发表过几次措辞温和的演说，要求扩大工人的集体谈判权、提高合作社农民的分红比例。
但他从不提及武装斗争，从不攻击君主制，从不在公开场合使用“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词。
陶里亚蒂是个聪明人，他知道意大利人现在关心的是工资和面包，不是革命。
意共在战后第一次大选中仅获得不到百分之十的席位，其选民基础主要集中在米兰、都灵和热那亚的工厂区。
陶里亚蒂清楚自己的困境：
意大利不是俄国，女王的新政已将底层革命土壤消解殆尽。
以工代赈消化了失业人口，税制改革减轻了农民负担，合作社让自耕农拿到了土地和贷款。
教会、军方和平民三层基本盘被牢牢握在罗马手中。
更致命的是，苏联在《罗马协定》中承诺不干涉环地中海内政，斯大林对意共的支持被彻底切断。
意共只能在议会里扮演温和反对派的角色，永远无法触碰到国家的实际权力。
德国临时政府内部对共产党的压制更为严厉。
柏林临时政府在鲁尔工业区和其他主要城市派出了国防军宪兵队，严控左翼工人武装组织的活动。
德共试图在汉堡和莱比锡组织罢工，被迅速驱散，大部分领导人被短暂拘留后释放。
根据《罗马协定》的相关安排，临时政府需在过渡期内维持社会秩序。
更重要的约束仍来自莫斯科——斯大林需要德国临时政府快速稳定本土、完成裁军条款，以确保苏联能按计划从东线抽身。
德共领导层在数月的徒劳挣扎后，接受了作为小型合法政党存在的现实，其选票主要集中在柏林和萨克森的几个工人选区。
多瑙河与巴尔干诸国的共产党组织同样被整体限制。
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共产党被限定在地方议会参与选举，禁止组织武装或煽动全国罢工。
南斯拉夫的情况最为特殊。
铁托于德国入侵时创建的游击队仍在波斯尼亚山区活动，但《罗马协定》和环地中海同盟的存在让他面临多重枷锁。
铁托早已在数月前主动将部队收缩至波斯尼亚内陆山区，他的口号从“创建社会主义南斯拉夫”改为“各民族平等自治、限制王室权力、土地改革”。
他清楚不能再公开打出苏维埃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