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一家报社在标题里用“暴君”“独裁者”之类的词。不需要了，他的原话比任何评论都更刺眼。
《晚邮报》用了通栏标题，引号里是那句所有人都在讨论的话：“败给一个人。”
《罗马观察家报》的标题更短，只有三个词，用大号黑体印在头版正中央——“凯撒？谁？”
《义大利人民报》，那家曾经是墨索里尼自己创办的报纸，如今由新政府接管，头版社论只有一句话：“昨天的被告，把女王叫成了凯撒，这大概是他这辈子说过的唯一一句实话。”
街头报摊亭的老头后来跟常客们描述那几天的情景：人们排队买报不像是抢新闻，倒像是在等一份已经知道结果却还要亲眼再看一遍的判决书。
有人看完标题，把报纸折了两折夹在腋下，朝威尼斯广场方向看了一眼，然后往相反方向走开了。
特斯塔乔区的救济站当天下午就炸了锅，不是混乱，是那种闷在胸口炸不出来的气。
登记处的小伙子把收音机音量拧到最大，当墨索里尼说到“冰冷残酷的暴君”时，一个排队的老太太把手里的空布袋往地上一摔。
“暴君？他管给我们发面包的人叫暴君？他当年把面粉价抬高时怎么不说自己是暴君？”
旁边一个退伍兵冷笑了一声，把拐杖往地上顿了顿：“他在法庭上站了四个小时，腿没软。当年我儿子在衣索比亚没了一条腿，他连唁电都没发。”
科隆纳当时正在登记台后面核对下周的种子申请表，他放下笔，站起来对所有人说了一句话。
声音不大，但整个棚子里的人都听见了。
“一个独裁者说救他的人是暴君，真是太好笑了。”
接下来几天，各地反馈陆续汇聚。米兰、都灵、博洛尼亚、那不勒斯、巴勒莫等没有一个城市报告骚乱，只有零星的自发集会，规模不大，多在工会和退伍兵协会门口。
那不勒斯港口的码头工会在集会上通过了一项简短的决议：“女王陛下万岁”，没有多余的形容词。
里窝那港的一名老焊工在工棚里对学徒说：“他说女王是凯撒，凯撒是罗马人的王。墨索里尼自己说要重振罗马帝国，现在他把王冠扣在别人头上了。这辈子没见过这么讽刺的事。”
学徒说他不觉得讽刺，只觉得解气。
老焊工想了想，把焊枪面罩推上去，说：“也对。”
南方的反响比北方更直接，西西里的橘农开着拖拉机进城，车斗里装满今年第一批无保护费柑橘。
他们在巴勒莫市政府的台阶上把橘子堆成一个小山，最上面放了一张硬纸板，上面写着：“至少暴君的橘子，不用交保护费。”
乔鲁诺在巴盖里亚的村公所里听着广播，身边坐着几个刚在王室仲裁法庭胜诉的橘农。
听完以后他沉默了很久，用手指轻轻敲著桌上的税务协管员登记簿，旁边的老农问他：“他说的凯撒，到底是骂人还是夸人？”
“都是。”
乔鲁诺把登记簿翻到新的一页，拿起钢笔，在“纳税人类别”一栏里继续写下去。
巴多里奥元帅在陆军部食堂里听见几个年轻参谋在议论。
其中一个中尉刚把《晚邮报》放在桌上，摊开的那一页正好是墨索里尼最后陈述的全文。
另一个少校端著咖啡杯站在旁边，说了一句：“他这套话术当年在威尼斯宫阳台上更好用，可惜现在只能在牢房里对着蜘蛛重复了。”
巴多里奥没有参与讨论，他端著餐盘坐到自己的老位置上，把报纸拿起来从头到尾看了一遍。
看到一个词“凯撒”—时他的眉毛微微动了一下，随即继续往下看，直到读完最后一行。
当天下午，他在走廊里遇见了奥斯塔公爵。
奥斯塔公爵嘴里叼著一根没点燃的雪茄，背着手站在窗前看着花园里的雪松，“他叫她凯撒。说明他在牢房里想通了一件事。对他来说，女王值得他用最古老的名字来定义。”
老公爵把雪茄从嘴里拿下来，在窗台上磕了磕。
巴多里奥沉默了一会儿，“她会接受这个称呼么？”
“她不会，她会把它锁进抽屉里，和那些没用过的标签放在一起。”
老公爵重新把雪茄叼上，转身往走廊深处走去，“但以后不管谁想再当独裁者，都会有人提醒他，上一个自称凯撒的人，现在还在牢房里对着棋盘发呆。”
梵蒂冈的私人图书馆里，教皇庇护十一世坐在高背椅上，缇里西庇俄丝把那几天的报纸摘录读完了。
庇护十一世放下眼镜，用手帕擦了擦镜片，缓缓开口：“暴君，凯撒，以血与火烧尽时代的女皇。被告在法庭上说的不是陈述，是一首启示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