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律德菈站在书房的窗前，手中拿着一份刚由财政大臣蒙蒂连夜送来的税收修订草案。
她翻到最后一页，在草案末尾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旁边放著一份刚送达的内阁周报，统计了截至1月底的春耕物资到位率与救济站新增登记人数。
她抬头看了一眼窗外，特斯塔乔区救济站的烟囱正冒着淡淡的青烟，那是今天早晨的粥锅已经升火了。
二月的第一天，女王就已经签署了《关于下调基本生活物资税收及发放临时救济的暂行政令》。
政令内容简明扼要，但每一条都经过与蒙蒂、阿奎斯蒂伯爵及本迪尼的反复核算，确保税收减免与救济支出不会在短期赤字上撕裂更大的缺口：
面粉、食盐、食用油、煤炭四项基本生活物资的交易税下调一半，有效期六个月；
向全国登记在册的失业工人和贫民发放临时救济粮与生活补助金，资金来源为上一阶段扩军工程违约金及宫廷开支节余；
各地市政府须在二月十五日前完成第一批救济物资的分发，分发点设在教堂、工会和退伍兵协会，由维吉妮娅协调调度；
军工转产企业优先录用失业退伍军人及军属，每录用一人，企业可获一定数额税收抵扣。
同一日上午，
科隆纳家族那个曾在舞会上被公主一句话说愣住的年轻人，如今穿着结实素色便服，每天早晨第一个到特斯塔乔区救济站核对仓储清单。
救济站总管的登记簿上，每一种物资后面都画著一个勾，最后一个格子标著今天的日期与前天剩余面包数的差额，没有超过百分之五。
刻律德菈签署这份任命时，正是午前日光照进书房的时刻。
她侧头看着窗外，梧桐树根下的泥土松动了些。
翁贝托亲王在大厅里替她接见那不勒斯农业合作社的代表团，谈及二月下旬土豆种薯的铁路运输，声音听上去很平稳。
科隆纳老伯爵拄著拐杖在楼下走廊里拉住维吉妮娅问了一句：“陛下没有给我孙子配专车吧？”
维吉妮娅摇摇头，他便放下拐杖自己笑了一声。
政令颁布当天下午，特斯塔乔区的救济站前排起了比往常更长的队伍。
但这次队伍里不再只有面色灰败的失业工人，还有拖着面粉袋的合作社板车，以及刚从都灵转产工厂运来的第一批化肥，用旧军需木箱装着，侧面印着的炮弹型号被油漆涂掉，改成了“尿素，适用坡地”。
2月6日，德国加米施-帕滕基兴。
第四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阿尔卑斯山北麓的雪峰下开幕。
纳粹德国倾尽全力将这场冬奥会打造成“和平繁荣”的假象窗口，滑雪跳台被装饰成德意志青年的鹰翼形状，制冰场上空飘荡著“万国青年团结”的标语。
戈培尔的宣传部提前几个月组织了三轮“和平与奥林匹克”的专题报道，将加米施-帕滕基兴小镇临时装扮成一座没有政治口号的白雪童话。
甚至连街角旅馆的菜单都换了新封面：一只滑雪橇的鹰掠过五环，横幅写的是“各国运动员在此都是家人”。
来自二十八个国家的近一千名运动员身着鲜艳的比赛服入场，乐队奏乐，万国旗飘扬。
义大利派出了由三十多名运动员组成的代表团。
在出发前，刻律德菈只通过体育大臣传了一句话：“好好比赛。不要受任何宣传影响。”
希特勒亲自出席了开幕式，他身穿深灰色大衣，站在贵宾席上向各国运动员挥手致意。
在长达三个小时的开幕式上，英国选手、法国选手、义大利选手，美国选手等从他面前经过，没有人停下，没有人行纳粹礼。
只有少数几个东欧国家的运动员举起了右臂，被美国记者拍到后，第二天登在了《纽约时报》体育版不起眼的角落里，标题是“某些代表团向希特勒举臂致意”，并加了引号。
德国媒体对义大利女王的报道严格控制，只有一则简短的官方新闻，措辞为“义大利王国参加加米施-帕滕基兴冬奥会”，并配发一张女王肖像，选登了一张义大利代表团进场的黑白小幅照片。
冬奥会结束后，刻律德菈在回函里给运动员们附了一句祝词：“你们在冰面上刻下的每一道弧线，都比任何宣传更响亮。”
德国驻意大使马肯森则在一次例行外交酒会上，试图向义大利方面传递一个不易察觉的信号。
他端著酒杯，看似不经意地对义大利外交大臣格兰迪伯爵提到，德国即将恢复普遍义务兵役制，莱茵兰非军事区的“现状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但“这不会在任何意义上影响德意双边关系”。
格兰迪当晚便将这段对话原文呈报女王。刻律德菈看完后，将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