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正式比赛——名义上是为罗马孤儿院募捐的慈善活动，来参加的都是罗马社交圈里有头有脸的人物。
贵妇们戴着最时新的帽子，先生们西装革履，法西斯党部也派了两位官员来捧场。
记者们在角落里架好了相机，准备拍下“萨伏依明珠”在棋盘上优雅落子的侧影。
刻律德菈坐在棋盘前，手杖靠在桌沿，
皮雷利家族的二公子，年轻，英俊，在社交圈里以擅长国际象棋著称。他的棋风很典型：急躁，但聪明；自负，但确有实力。
棋局进行了大约二十分钟。
刻律德菈犯了一个错误，后翼，第十七手。她将白后移动到了可被黑马攻击的位置——但那个威胁是间接的，需要两步才能形成真正的打击。
皮雷利先是一怔，然后眼睛亮了起来，果断抓住机会，将黑马跃入攻击位。
刻律德菈在随后的三步中调整了布局，最终仍然赢下了这盘棋。
但那个失误留在了棋盘上——白后在第十七手确实到了一个可以被攻击的位置。
赛后的交谈中，皮雷利握著香槟杯，笑着对身边的几位朋友低声说：“公主殿下毕竟也是人——那一手，我差点就能赢了。”
这话在社交圈里传开了。人们用善意的语气谈论公主的“小失误”，说这让她更加亲切，更像一个十九岁的少女，不那么完美，不那么遥不可及。
当然，没有人注意到，那场表演赛的观众中，有一位ovra的便衣，他把那第十七手的失误记在了本子上。
三天后，一份日常报告送到了威尼斯宫。报告的附件中提到了这场表演赛：
“对象在第十七手出现失误，将后移动至可被攻击位置。对手未能完全利用此失误，对象最终仍获胜。此失误与其一贯棋风不符，但考虑到对象近期社交活动频繁，可能因疲劳导致注意力下降。”
墨索里尼靠在椅背上，手指在办公桌上轻轻敲了一下，他随手将报告放进右手边的抽屉里不再关注。
又过了一周。
刻律德菈当时正端著酒杯与一位女伯爵交谈，听见这话，只是微微转过身，看了科隆纳一眼。
不是愤怒，不是警告，甚至不是责备。
是一种微妙的、只让科隆纳一个人感觉到的、很轻很轻的停顿。
那个停顿让科隆纳的下一句话卡在了喉咙里，变成了尴尬的咳嗽。
事后他向公主道歉，刻律德菈只是说了句“没关系”，语气不冷不热，恰好让旁观者觉得“公主生气了，但不好意思发作”。
这段小插曲自然没有逃过在场某位ovra眼线的耳朵。
次日的报告中多了一行字：“对象对科隆纳伯爵的不当言论表现出克制的不悦，符合一个年轻女性在社交场合受窘时的正常反应。”
暴露破绽，不同的效果。
第一次在棋盘上，让ovra觉得她“毕竟是人”；第二次在晚宴上，让ovra觉得她“会生气，但不好意思发作”。
两次都不致命，两次都恰好低于“需要警惕”的阈值，她不是不犯错——她犯的错恰好让对手觉得，她不过如此。
一个从不犯错的对手是危险的。
一个偶尔犯错、会因为小失误而不悦的十九岁女孩，是无害的。
墨索里尼习惯了掌控一切，掌控一切的人，最需要的不是权力，是确定性。
刻律德菈给他的就是确定性。
一个可以被预测的、偶尔会犯小错的、在棋盘上和晚宴上都不过如此的公主。
一个更关心救济站和孤儿院、偶尔被社交圈里的年轻伯爵抢白几句还会暗自不悦的年轻女孩。
这种确定性像一层柔软的纱布，裹住了威尼斯宫的眼睛。
而纱布下面，棋盘在悄然生长。
一九三四年的夏秋之交，从伦敦到罗马都笼罩在一种沉闷的窒息感中。
六月三十日，柏林——长刀之夜，希特勒血洗冲锋队，罗姆被处决，数十名政治对手在未经过任何审判的情况下被就地处决。
消息传到罗马，法西斯的报纸只用了豆腐块大小的篇幅报道，措辞谨慎：“德国总理整顿内务。”
刻律德菈读完那则报道，将报纸折好，放在左手边——处理过，记住，不使用。
她在笔记本上写下一行字：“德国元首用谋杀巩固权力，危险不在于他敢杀人，在于他杀人之后无人追究。”
七月二十五日，维也纳，奥地利总理多尔夫斯被一群身着奥地利军服的纳粹党徒冲入总理办公室开枪刺杀。
捷报传到柏林时，希特勒正在欣赏瓦格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