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的冬天格外寒冷。
罗马城已经连续下了三天雪，台伯河两岸的屋顶都复上了一层灰白，圣彼得大教堂的穹顶在风雪中变得模糊不清，像是有人在画布上抹了一笔未干的灰。
奎里纳尔宫东翼的窗户上结了一层薄冰，侍女们每天早晨要用温水化开窗框，才能将窗户推开。
刻律德菈走到窗前，蓝色的手杖点在地板上，发出细微而笃定的声响。水晶王棋在冬日的微光中泛著幽蓝。
窗外，罗马城的轮廓在风雪中若隐若现。远处的威尼斯宫塔楼上，有一扇窗亮着灯，那是墨索里尼的办公室。刻律德菈已经习惯了那盏灯的存在——它总是在天色将暗时亮起，在她的窗户方向正好能看见。
她知道对方也看得见她这扇窗。
她十五岁了，再过几个月就满十六。
在过去的两年里，她登顶了欧洲棋坛，从无败绩。
她发明了两种棋，让贵族和工人都能在同一套规则里找到乐趣。
她给一个西西里的修女取了一个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名字。
她接受了一位老将军的效忠，用三个字——“臣记住了”。
但这一切，都不足以改变任何事情。
她还太年轻，她的棋局，才刚刚开局。
手杖在她手中微微握紧，水晶王棋抵著掌心，冰冷而坚硬。
她不是在下国际象棋，国际象棋有六十四个格子，三十二枚棋子，黑白分明。
而真正的棋局没有边界。
真正的棋盘是这座永恒之城本身——罗马的每一条街道，每一个广场，每一栋建筑，每一个活着或死去的人。
真正的对手不是一个。
而是所有站在棋盘另一端的人，和那些还没有选择立场、在棋盘边缘观望的人。
她需要棋子。
黑色的，白色的，以及那些还没有显露颜色的。每一枚都要放在正确的位置上，每一枚都要在需要的时候，被移动到需要的地方。
窗外的雪越下越大了，威尼斯宫那盏灯，在风雪中明灭不定。
刻律德菈望着那盏灯，沉默了很久。
然后她转身，走向书桌。手杖点在地板上，发出细微而坚定的声响。
十五岁的少女，白发蓝眸，手杖在手。
她的棋局，从今天开始。
一月中旬的一个傍晚，刻律德菈的车队从罗马城南郊经过。
车队由三辆黑色轿车组成，最前面是护卫车，中间是刻律德菈的座驾，最后面是维吉妮娅乘坐的随行车。
天已经快黑了，路边的路灯还没有亮。道路两侧是工人聚居的特斯塔乔区，低矮的砖房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墙壁上糊满了褪色的法西斯宣传画。
寒风从台伯河的方向灌进来，卷起路边的纸屑和尘土。
车队被迫停了下来，前方有一群人堵住了路面，大约二三十个，衣衫褴褛，面容枯藁。他们举著歪歪扭扭的纸板，上面用炭笔写着潦草的字——“我们要工作”“孩子没有面包”。
没有呼喊口号，没有喧闹，只是安静地站在路中间，像一群从地里长出来的影子。
几个穿着黑色衬衫的法西斯党徒站在人群对面，手持木棍，神情凶狠。
刻律德菈按下车窗。
“维吉妮娅。”
“在。”
“去看看。
维吉妮娅推开车门，走进寒风中，她的灰色大衣在人群边缘停留了一会儿，与一个抱着婴儿的妇女交谈了几句，然后转身走回来。
她的脚步依然不疾不徐，像往常一样。
“殿下，”她回到车边，声音压得很低，“是失业的工人。工厂去年冬天关了门，他们领不到救济金。法西斯党的救济站要求他们先加入党组织，他们不愿意。今天有人饿昏了，他们想拦下任何可能经过的达官贵人，让上面的人看见他们。”
刻律德菈没有回答，她的目光越过维吉妮娅，落在那群人中一个年轻的女人身上。那个女人大概二十出头，瘦得颧骨突出，怀里抱着一个婴儿。婴儿的脸埋在母亲破旧的围巾里，看不到表情。
女人的眼睛直直地望着车队的方向，没有愤怒，没有哀求，只有一种被冻住了一样的麻木。
她推开车门，走进寒风中。维吉妮娅紧跟在身后，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但刻律德菈已经迈出了一步。
护卫队的军官紧张地想要跟上，被刻律德菈一个眼神制止了，手杖点在地上，发出细微而清晰的声响。
人群看见了她。
白色的短发在暮色中泛著微微的蓝光，蓝色的手杖，水晶王棋在昏暗的光线中折射出一点幽光。
有人认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