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律德菈学会的第一个词不是“妈妈”，也不是“爸爸”。
是“不”。
据说那天，宫廷礼仪官试图给一岁的她戴上那顶缀满蕾丝和珍珠的婴儿礼帽——那是萨伏依王室所有公主都必须佩戴的传统式样，历史可以追溯到十八世纪。
刻律德菈抬起那双蓝得过分的眼睛，伸出小小的手，一把扯下帽子，扔在了地上。
然后她说：“不。”
清晰，干脆，带着一种与年龄完全不符的笃定。
侍女们面面相觑，礼仪官的脸涨得通红。
1916年的夏天，义大利军队在伊松佐河发动了第六次攻势，伤亡数字像一条不断攀升的曲线，刺眼地印在纸上。
国王放下战报，沉默了片刻。
“由她去吧。”他说。
没有人敢再提帽子的事。
而1917年的冬天格外寒冷。
卡波雷托。
这个名字在十月底像一道惊雷劈进了奎里纳尔宫，义大利第二集团军在那条小小的河流边崩溃了。
不是撤退，是崩溃——超过三十万人被俘或失散，整条战线像被撕裂的伤口一样向后溃退。
德国人的渗透战术和奥匈帝国的重炮，把卡多纳将军的防线打得千疮百孔。
那几天，刻律德菈只有两岁半，还不太能理解大人们在说什么。
但她记得父亲书房里的灯整夜整夜地亮着。
她记得翁贝托——十四岁的王储——站在走廊里，脸色苍白地听着副官们压低声音的汇报。
她记得姐姐们的眼泪，记得母亲埃莱娜王后跪在私人祈祷室里，整整一夜没有出来。
她还记得父亲在那几天里突然老了许多。
卡多纳被解职的那天，国王从书房里走出来，看见小女儿正坐在走廊的地毯上，用积木搭一座歪歪扭扭的城堡。
他停下来，低头看着她。
刻律德菈抬起头，那双蓝色的眼睛清澈得不像一个两岁的孩子。
她伸出手，把一块积木递给他。
国王蹲下身，接过积木，放在了城堡的顶端。
“要倒了。”
刻律德菈说，她的义大利语还带着奶声奶气的含糊。
“不会倒的。”国王说，“我会让它站住。”
那一刻，他在那双婴儿蓝的眼睛里看见了一种奇异的东西——不是安慰，不是崇拜，而是一种安静的、几乎是审视般的注视。
仿佛这个两岁多的小女儿，在用自己的方式理解他刚刚说出的那句话。
国王站起身，走回书房，重新拿起了战报。
战线最终在皮亚韦河稳住了，英国人和法国人派来了援军，美国人也在大洋彼岸开始动员。
义大利没有倒下。
但奎里纳尔宫里的气氛变了，战争不再是远方报纸上的标题，而是近在咫尺的喘息。
配给制开始实施，王室的餐桌上不再出现从前那些丰盛的菜肴。
国王下令，王室成员的口粮标准与前线军官保持一致。
玛法尔达为此发了好几次脾气，她正是爱美的年纪，受不了没有黄油的面包和只有盐的汤。
约兰达沉默地接受了，只是偶尔会用怀念的语气提起战前的点心师傅。
翁贝托一声不吭地吃光所有东西，连盘子都用面包擦得干干净净，他在用这种方式告诉所有人：如果士兵们在战壕里只能吃这些，那么王储也一样。
刻律德菈不挑食，她什么都吃，吃得干干净净。
这让王后十分惊讶，埃莱娜王后——这位蒙特内格罗的公主，曾经骑着马翻越群山去探望伤兵的女人——在女儿身上看见了一种熟悉的东西。
一种骨子里的不娇气。
“她不像公主。”
有一次，王后对国王这样说，语气里没有责备，反而带着一丝笑意。
“她像你。”国王回答。
王后笑了，这是卡波雷托之后，国王第一次看见她笑。
战争在1918年11月结束了。
义大利赢了。
特伦托和的里雅斯特回归王国，奥匈帝国土崩瓦解。
停战消息传到罗马的那天，整个城市陷入了狂欢。人们涌上街头，挥舞著三色旗，高唱着国歌。
奎里纳尔宫的阳台上，国王和王后带着孩子们向人群挥手致意。
刻律德菈被翁贝托抱在怀里，从栏杆上方望下去。
她看见人山人海，看见旗帜像潮水一样翻涌，看见那些经历了三年战争的人们脸上挂著泪水和大笑。
她的头发在秋风中飞扬——那一头白发正在逐渐变长，发尾染上了浅浅的蓝色，像冬天海面的反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