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两点，殯仪馆后巷的路灯昏黄闪烁，映照著滴落的雨丝，纠缠不清。
我叫陈阳，二十一岁，一名入殮师，或者用老家更土一点的叫法——缝尸人。
今晚的活儿不轻鬆。送来的是个跳楼的姑娘，那一身皮囊摔得支离破碎。
我花了整整六个小时，用最细的羊肠线，一针一线地把她重新拼凑回原本那个体面的模样。
最后一针收尾时，我习惯性地在她耳边轻声说了句“走好”。
那一瞬间，停尸房里的排气扇似乎停滯了一秒，隨后又恢復了嗡嗡的轰鸣。
如果是旁人，或许会觉得那是电路故障，但我知道不是。
我的耳朵从小就灵，灵得邪乎。
此刻，我站在后巷的雨棚下点了一支烟，吐出一口烟圈后，我抖了抖伞，撑开雨伞，准备走入雨幕之中。
就在这时，口袋里的手机突然震动起来。
我掏出手机，屏幕上闪烁著“二叔”两个字。
这么晚了，老家那边打来电话？
我的老家在黔东南的大山深处，一个叫“回龙寨”的地方。
那里山高林密，民风剽悍，至今还保留著许多外人难以理解的规矩。
我出来工作这几年，家里极少在这个点联繫我。
压下心中的疑惑，我接通了电话：“喂，二叔。这么晚了，还没睡？”
电话那头传来的是粗重的呼吸声，背景音里嘈杂得很，像是有人在哭。
我敏锐地捕捉到了一丝不寻常的声音——那是嗩吶的声音，而且吹的是《倒头饭》。
在我们那边只有人刚断气的时候才会吹。
二叔沙哑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来：“小阳你爷爷，走了。”
我夹著烟的手指微微一顿，菸灰簌簌落下，烫在了手背上，但我没动。
爷爷身体一向硬朗，上个月通电话还说能上山打兔子，怎么说走就走了？
“什么时候的事？”我问道，语气急切。
“就刚才，丑时三刻。”
二叔停顿了一下，压低了声音，“小阳，你得回来。马上回来。老爷子走得不太安生。”
“不太安生？”我心里重复了一遍这四个字。
在行当里，这四个字的分量很重。
“他是坐著死的。”二叔的声音哆嗦了一下，“眼睛怎么也合不上，手里死死攥著你小时候玩过的那个拨浪鼓。寨子里的端公来看过了，说说老爷子这是在等你。
他不让人碰，谁碰尸体就跟谁急，刚才你堂哥想去给他换寿衣，结果”
电话那头传来一声惨叫，似乎是有人在背景里喊著“流血了！止不住！”。
“听到了吗？”二叔急促地说道，“你堂哥的手刚搭上去，虎口就裂了道大口子！
小阳，你是吃这碗饭的，又是老爷子最疼的孙子，这事儿只有你能办。
快回来吧，再晚怕是压不住了。”
雨下得更大了，风卷著雨丝扑在脸上，冰凉刺骨。
我沉默了片刻，將菸蒂扔进脚下的积水中，看著那点火星在此刻熄灭。
“我知道了，二叔。”我沉声说道，“別让任何人再碰爷爷，拿一张黑布把堂屋里的镜子都遮上，在门口点一盏长明灯，別灭了。我马上买最早的票回去。”
掛断电话，我深吸了一口湿润的空气。
爷爷是十里八乡有名的“土把式”，一辈子和神鬼打交道，怎么临了了，会闹出这种凶相？
坐著死，那是心中有大怨气，或者是有什么东西不想让他躺下。
看来，这安稳日子是到头了。
开著殯仪馆给配的八手桑塔纳，我回到了出租屋中。 在床底下摸索一阵，我拖出了那只黑色的皮箱。
箱子很沉，蒙皮有些磨损，这是爷爷传给我的。
里面不是什么金银细软，而是一整套吃饭的傢伙：三十六把不同形制的柳叶刀、几卷用尸油浸过的羊肠线、一盒硃砂，还有那套用来给死人上妆的笔刷。
换上一身耐脏的黑衣，拿上皮箱后，我迅速下楼，开车赶往火车站。
凌晨三点的江城火车站，依旧像是一锅煮沸的粥。
候车大厅里瀰漫著一股混合了方便麵、汗臭、脚气和廉价香菸的复杂味道。
2014年的绿皮火车还是出行的主力，尤其是去往黔东南那种偏远山区。
最早的一班车半小时后发车，但是已然没有座位了，於是我直接买了张站票。
二十分钟后，检票口一开，人群像是决堤的洪水般涌入。
我护著箱子，凭藉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