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厅里只开了一盏落地灯，暖黄色的光圈把沙发区域笼成一个温柔的圈，圈外是沉沉的夜色。河道英坐在沙发上，领带松松地挂在衬衫领口下面，手肘撑在膝盖上，十指交握着抵在额头上。那枚威士忌里的冰块早就化干净了，杯壁上凝着一圈水珠，一滴一滴地滑下来，在杯底晕开一小片深色的水渍。
“妍珍，艺率的抚养权——”他的声音像是从胸腔深处被挤出来的，低沉而艰涩，每一个字都带着一种被反复碾压过的疲倦，“我不能把她让给你。”
朴妍珍站在落地窗前，背对着他。窗外的夜色被室内的灯光映出一层薄薄的光晕，把她的侧脸投在玻璃上，轮廓分明而淡漠。她转过身来看着自己的丈夫，双手交叠在胸前，目光平静。
“李在镕说过，他会把艺率当作亲生孩子来照顾。”
“他是外人。”河道英抬起头，眼底的血丝在昏暗的灯光下显得格外明显，他的声音忽然拔高了一点，然后马上又压了下去，压到只有两个人能听到的音量，“她是我的女儿。”
“她是我们的女儿，如果你愿意以后只有艺率这一个孩子，公司给她继承的话，我可以主动放弃。”
河道英轻声回答了句好，他的肩膀微微塌下去，交握的十指松开又收紧，他知道他阻止不了妍珍。落地灯把他的影子投在地板上，缩成小小的一团。
李莎拉的画廊在江南区一条安静的街道上，白色的外墙上挂着一个极简的金属招牌，上面刻着她的名字。画廊里常年弥漫着松节油和丙烯颜料混合的气味，白色的墙面挂满了她那些以红色和黑色为主的抽象画，画布上的色块扭曲而暴戾，像是某种被压抑太久的东西在画框里挣扎。
孙明悟消失之后她的货源断了将近两周。那两周里她画不了画，睡不着觉，脾气暴躁到连续骂跑了两个助手。
终于在李莎拉快疯了之前朴妍珍给了她地址和人名。
新的货是从釜山港进来的，纯度比李莎拉以前碰过的所有货都高，劲大得只需要平时一半的量就能让她整个人飘到云端。朴妍珍告诉她的时候还特意叮嘱了一句“这个劲大，你自己悠着点”。但李莎拉根本听不进去。她第一次试的时候就用了平时的量，结果整个人在画室里歪在沙发上笑了一下午，手指都抬不起来，脑子里全是五彩斑斓的幻觉，像是被泡在一缸温热的蜂蜜里。
“这才是活着。”她躺在画室的地板上，披散着一头被染成亚麻色的长发，手里举着剩下的半袋货对着天花板上的射灯，灯光透过透明的小袋子照在她脸上，把她的瞳孔映成两个缩小了的白点。画廊里空荡荡的，助理都被她赶走了，音响里放着一首她循环了无数遍的爵士乐，萨克斯的声音像一条蛇在房间里缓慢地爬行。
两个月后，朴妍珍和李在镕的婚礼被定在首尔新罗酒店的宴会厅。
李在镕等不及了。朴妍珍和河道英的离婚手续办得比所有人预想的都快——没有撕扯，没有诉讼，没有媒体上铺天盖地的丑闻。
但有一件事情让大家都出乎意料，李在镕不签婚前协议。
这个消息从李家内部传出来的时候，整个三星家族的人炸了锅。他的弟弟妹妹们觉得大哥的脑子大概是出了问题。李在镕是什么人？他是李家这一代里最精于算计的一个，当年分家产的时候他用合法的手段把亲兄弟姐妹手里的股份压到最低，每个人提到他的名字都要在背后骂一句“冷血”。他在商场上的每一步棋都走得滴水不漏，律师团比韩国最高法院还难缠，怎么到了这个女人面前就像换了个人似的？
他的妈妈在电话里和他的秘书确认了三遍，最后秘书实在没办法了，低声回了一句“会长确实是这么交代的”。
他的弟弟在家族会议上沉默了半天，久久才憋出了一句话：“大哥是不是被下了降头？”
没有人能理解。他几个月前还只是在宴会上看了这个女人一眼，现在就像一列刹车失灵的火车一样冲向了婚姻。他的妹妹在首尔江南区一家私密的美容院里和一个闺蜜说起这件事，语气里带着习惯性的刻薄和无法掩饰的忌惮：“你知道吗，我哥居然不签婚签协议。他是不是有毛病？对家里人那么狠，现在居然被一个女人收服了，那个女人还没进门就赢了所有人，我真想看看她到底长了几个脑袋。”
但更多的人按兵不动。这部分人都是人精，在李家这个庞大家族里早就学会了沉默和观察。他们觉得李在镕不可能发疯，他一定有自己的理由——也许这个女人手里有他的把柄，也许这场婚姻本身就是一场交易，他们不敢去问李在镕本人，因为他是是三星的掌权人。
所以他们开始调查朴妍珍。
调出来的资料被摆在各自的办公桌上——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