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里有一个纺织厂，原来是县里最大的工厂，几千个工人，日夜不停的纺织，那个时候，能去纺织厂上班的工人，走路都会不自觉的仰着头，挺着胸。
而如今，庞大的纺织厂只有几百个工人了，随着改革开放向沿海和发达城市的集中，小城市的工业经济开始逐渐凋落，小城市的人也开始逐渐向发达的工业城市涌去。
我们四个在陈县纺织厂的附近找了一个旅馆，住了下来，下午的时候，赵三锤去了镇里卫生院，赵三锤回来说，赵红英已经洗了胃，脱离了危险，住几天院就可以出院了。
赵三锤还说，幸亏我们走的及时，赵陆军已经带着赵空军回了赵公庄，要找刘春生算账。
刘春生放了心，我们把车开到了县城，吃了点饭，找了个旅馆住下了。
我望着旅馆的窗外，天色已经黑了，旁边的纺织厂里已经灭了灯，吃饭的时候，听见隔壁桌的聊天，纺织厂正在大批的裁工，下岗的风已经吹到了县城了。
我还是不敢放松警惕，我和刘春生住一个屋，为了保险起见，我让赵三锤守在他旁边，盯着他，第二天赵三锤可以在车上睡觉。
刘春生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他在思考着什么，不知不觉他流下了眼泪，他没有哭，也没有表情，只是一直流着眼泪。
我的心情一下子哽咽了，我小声说:“春生哥，你想哭就哭出声吧？”
刘春生没说话，他用手擦了擦眼泪，又呆呆的望着天花板。
我又说:“春生哥，都怪我，我不该出这馊主意，幸亏俺英子姨没事，要不，要不我这一辈子咋活啊！”
春生忽然坐了起来，他看着我说:“小北，不怪你，也不怪我，也不怪你三姥爷，这个事情就像一个脓包，挑开了，可能会发炎，可能会加重病情，可不挑开，它就是个脓包，怪就怪人的命运。”
我居然哭出了声，我边哭边说:“现在挑开了，那以后咋办啊？”
刘春生又躺下了，他淡淡的说了句不知道，闭上了眼睛，他好像睡着了。
第二天一早，我们又踏上了回京的路，这是我第三次去北京了，每一次都有不同的心情，不同的境遇，不同的困难。
回去的路可能是因为没有期盼，没有激动，没有日夜思念的人，感觉车走的很快，走的很顺，到了晚上八点多，我们到了北京，到了旅馆。
面包车刚停到旅馆门口，赵常喜就跑了出来，他惊讶的看着刚下车的我问:“小北，你，你们不是开车回家了吗？没回去吗？”
我无奈的笑了笑说:“回了，又回来了。”
王彩云也出来了，也惊讶的问:“为什么又回来了？”
我不好意思说春生的事情，就撒谎说:“怕你俩过年没意思，回来陪你们一块过年。”
王彩云赶忙说:“不用，也没几个住店的，我上午还和常喜哥说，等最后这俩客人退了房，就把门关了，我俩出去转转呢。”
我问:“徐天这两天来过没？”
王彩云说:“天天来，他带着司机开着那辆车天天去火车站揽客，也没啥客人了，他说明天不去了，给司机放假了，还有三四天就春节了。”
赵常喜和赵三锤已经卸完了行李，春生和马强已经回了屋，我看了看王彩云说:“行，明天住店的走了，就放假，多采买点吃的，咱们几个好好过个年。”
接下来的几天，刘春生好像魔怔了一样，每天早上还去颐和园揽客当导游，一直到园子关了门才回来。
回来后，跟着我们吃饭时，他不停的喝酒，他以前是不怎么喝酒的，他把自己喝的酩酊大醉，然后一句话也不说，回屋倒头就睡。
任由我和马强如何劝说，他好像没听到一样，他把自己的每一天都装的非常忙碌，装的非常疲惫。
赵常喜和王彩云偷偷问过我几次，徐天和刘百鸟也问了我几次，我没有说，我也不敢说，我怕这个伤疤露出来。
就这样浑浑噩噩，糊里糊涂过了两三天，1995年的钟声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除夕的晚上，我们做了一桌子的饭菜，我们坐在小院的餐厅里，开始互相祝福，互相鼓励。
我先打开了话匣子，我想试图唤醒一直沉沦的春生，我说:“我前天找了一趟保国大哥，商量了一下，过完年，保国大哥，徐天，还有我，我们三个准备签个协议，以后旅馆，导游，一日游，还有花轿，都并在一起，我们又凑了9万块钱，准备过完年先在颐和园附近开一家小饭店，然后把前门那个仓库，就是徐天现在住的那个地方，装修一下，再做一个旅馆，徐天正在办手续，估计过完年一俩月就能办成。”
我刚说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