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制,但如果进行商业演出,需要提前报备。”
魏安接过协议,快速浏览。
这种“收编”在中国文艺史上并非没有先例。
最着名的是《义勇军进行曲》被定为国歌,其版权管理由国家音乐着作权协会代理。
在流行音乐领域,类似情况较少,但也有一些主旋律歌曲被官方推广,比如《歌唱祖国》《我和我的祖国》等,但这些歌曲大多创作于特殊历史时期,作者往往已故或年事已高。
像《少年中国说》这样,由在世艺人创作、首演不到一周就被纳入国家级宣传作品体系的,极为罕见。
协议条款很清淅:管理机构负责作品的推广、授
同时,魏安方需承诺作品不用于任何违背社会主义内核价值观的场合。
“还有一笔感谢费。”李主任说,“虽然不多,但代表国家对你创作成果的认可。”
金额是50万元人民币,对于一首歌来说,这已经是天价,但比起魏安其他商业收入,确实只是象征性的。
李红娟看向儿子,用眼神询问意见。
魏安沉思片刻,抬头问:“如果我以后想在自己的演唱会上唱这首歌,需要走什么程序?”
“提前一个月提交申请。”
李主任回答,“说明演唱场合、目的、是否对歌词或编曲进行改动。只要内容健康向上,一般都会批准。这也是为了保护作品的严肃性,避免被滥用或恶搞。”
魏安点点头。
他明白这意味着什么。
这首歌,从此不再仅仅属于他个人。它成
对音乐人而言,这是至高的荣誉。
在中国文艺评价体系里,作品被“收编”意味着获得了官方的最高认可。
这种认可,比任何商业奖项、销量纪录都更有分量。
尤其是在娱乐圈这个舆论场,有官方认可的作品护体,相当于多了一道护身符。
“我同意。”魏安说。
李主任:“那签约仪式,就定在2月7日,周一举行?你们有时间吧?”
李红娟接口:“有时间。”
“好,那我们就这么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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