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舞附中教师办公室。
角落的办公桌旁。
魏安坐在李贵霞的位置上，手里拿着一部黑色的iPhone4。
屏幕的光映在他脸上，轮廓分明。
学生不允许在老师不知情的情况下持有手机，这是北舞附中铁的纪律。
魏安的手机便是由班主任李贵霞代为保管，只在每天傍晚这段自由活动时间里，他可以过来查看消息、处理必要事务。
这是“高徒”才有的小小特权。
李贵霞从不多问，只是在他来时点点头，离开时提醒一声“别眈误晚自习”。
屏幕上，与李红娟的通话记录刚刚结束。
《中韩歌会》的邀请，魏安应下了。
选歌时几乎没怎么尤豫——《追光者》。
这首歌的旋律温柔却有力量，歌词里那种“像影子追着光梦游”的意象，跨越语言也能传递情感。
更重要的是，它在“十年之约”演唱会上引发过万人大合唱，已经成了“安利”们的情感符号。
带到国际舞台，既是展示，也是连接。
退出通话界面，魏安手指滑动，点开了新浪微博。
热搜榜前五名全是相关词条，每个后面都跟着“爆”或“热”的标识。
点进话题，主流媒体的贺电、粉丝的狂欢、乐评人的分析铺天盖地。
再往下翻，是那些公知博文。
《从〈狐狸叫〉看“世界公民”的诞生》《顶流的唯一标准：世界舞台》
《英语好，就是能为所欲为》————
魏安静静地看着，脸上没什么表情。
公告牌前十的影响力会这么大，其实在他的预料之中。
2008年京城奥运会后，中国在经济、体育等领域证明了自己，但在全球流行文化——尤其是被英美主导的流行音乐领域——仍处于某种“失语”状态。
一个12岁中国少年，用一首“不按常理出牌”的神曲打破壁垒，空降Billboard Hot 100第十位。
这远远超出了娱乐新闻的范畴，会被纳入“文化输出”、“软实力证明”的宏大叙事中。
而那些公知————
魏安的指尖在屏幕上停留。
“公知”这个词，在遥远的过去，本来是个褒义词。
它指的是那些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以社会关怀为己任、积极参与公共事务、批判社会现实的知识分子。
上世纪八十年代，很多文化人、学者以“公共知识分子”自居，在思想启蒙、社会进步等方面确实发挥过积极作用。
但不知从何时起，大概是在市场化浪潮席卷之后，“公知”渐渐变了味。
一部分人将“批判”异化为“为批判而批判”，将“启蒙”简化为“贬低本国、抬高西方”，将复杂的现实问题归因于单一的ZZ或文化因素。
他们的话语体系逐渐脱离中国实际的发展阶段和民众真实的生活体验，沉迷于构建一种“西方文明优越论”的叙事，用看似理性的分析包裹缺省的立场。
到了互联网时代，随着微博等社交媒体平台崛起，一些公知掌握了更大的话语权，拥有了数十万乃至百万粉丝。
他们熟练运用“先扬后抑”、“理中客”的话术，表面忧国忧民，实则夹带私货。
他们的文章往往以“关心”、“提醒”为名，行解构主流价值、动摇公众信心之实。
恶心人。
用扭曲的赞誉带节奏。
魏安早就料到，一旦自己取得国际性的成绩，这群人就会蜂拥而至。
他们会将他的成功完全归因于“拥抱西方体系”，将其塑造成“因背叛母语文化而获世界认可”的模板，进而推导出“英语至上”、“西方标准至上”的结论。
更深层的意图，则是试图将中国艺人的价值评价体系，彻底绑定在西方奖项和榜单上。
用“世界认可”否定“国内认可”，用“公告牌排名”重新定义什么是“优秀”。
这套话语极其险恶。
它看似在褒奖你，实则在解构你作为中国艺人的文化根基，将你异化为“因抛弃本土、投靠西方而成功”的样板。
魏安点开微博发布界面。
他需要说点什么。
不是激烈的反驳，那会正中对方下怀，将话题等级抬高。
而是温和但坚定地，将话语权重新拉回自己的轨道。
手指在虚拟键盘上敲击：“感谢所有朋友们的祝贺。《TheFo》能登上BillboardHot100第十位，是很多人共同努力的结果——环球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