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武之道，一张一弛。
石山深谙此理，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工作狂，更不喜麾下文武为了迎合上意，将自己包装成只知公务、不念家庭的虚伪之徒。
时值新春佳节，正是普天同庆，与民同乐的大好日子。
尽管开朔元年末、二年初的军政事务千头万绪，颇为繁忙，他仍参照旧例并结合汉国新气象，给朝中群臣放了三日休沐假，令他们得以与家人团聚，共享天伦。
所幸，年前重要事项的流程皆已走完，各类应急预案也已部署妥当。过年这几日，纵然偶有紧急突发事件，亦有年前就排好班的轮值官员处理，确保政务军情畅通无阻，眈误不了大事。
正月初四，晨曦微露，江宁王城奉天殿内恢复了常朝。
待百官依序奏事完毕，石山便留下了平章政事刘兴葛、参知政事赵琏、宣部尚书施耐庵、礼部尚书夏煜四人。这四位，或为中枢宰辅，或掌礼教、宣传，正是议定科举大事的内核人选。
君臣五人并未在庄严肃穆的正殿久留，而是移步至更为温暖的奉天殿东偏殿。
此处炭火温暖，陈设雅致，少了正殿的刻板，更利于深入商讨。内伺奉上香茗后便悄然退下。五人刚落座，石山便一如既往地摒弃虚言，直奔主题，声音沉稳而清淅：“今日留下诸位，别无他事，专为议定我国首次开科取士的各项章程。此乃国朝遴选英才、奠定文治根基的大事，不可不慎。”
科举考试，乃国家抡才大典，关乎国运兴衰与士林人心向背。
按照常理，此事本来应该应由主管科举的礼部先行调研，形成详细草案后，再提交重臣讨论，最终上报汉王裁定。
但汉国新立，礼部尚书夏煜虽然才于出众，却并非科举正途出身。
其人自己都未能叩开科举之门，对于蒙元科举制度设计背后的深层政治考量、学术派别渊源以及具体操作细则，确实知之有限。
让他全权主持这般牵扯极广的制度设计，着实有些强人所难。
好在汉国虽然草创，留用和吸纳的蒙元旧官及前朝进士不在少数。
平章政事刘兴葛、参知政事赵琏、宣部尚书施耐庵、巡盐御史杨维桢等，皆是进士及第，深谙其中门道。
除杨维桢赶赴泰州，核查盐场整顿情况未能及时返回外，其馀几位知情人今日皆在。
“新朝当有新气象。”
石山环视四人，继续道：“我国既已革故鼎新，建国改元，这科举制度自不能全然因袭蒙元旧制。
但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也是人之常情。首批参考的士子，十年寒窗所读之书，必然是蒙元指定教材，所思所学，也必然是以出仕蒙元为目标。这是现实情况，咱们也不能视而不见。”
石山话至此处，刘兴葛与赵琏二人隐晦地交换了一个眼神，心中暗自松了一口气。
他们这位主上天纵奇才，思维活跃，常有不拘泥于传统的惊人之举，且魄力极大。
而科举制度事关天下读书人之心，乃是维系国家稳定、收拢士心的基本国策之一，最忌朝令夕改，或标新立异而脱离实际。
他们最担心的，便是石山坚持己见，不顾现实，硬要推行一套不伦不类的取士方法，若因此将首次科举搞砸，寒了天下士子之心，那损失将难以估量。
二人没有猜错，石山确实对蒙元以降，日益僵化、侧重于钳制思想的科举制度极为不满，早就有意对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以确立汉国未来的选才标准和人才培养方向。
但他更深知“治大国若烹小鲜”的道理，任何重大改革，尤其是涉及意识形态和人才选拔的制度变革，绝不能在空中搭建楼阁。
不能因为自己是穿越者，知晓后续数百年的历史走向和某些“先进经验”，就无视当下的现实基础，一拍脑袋便强行套用。
正如他刚才所指出的，首批参考的士子们所接受的教育，全是蒙元指定的那一套典籍和注疏，这是不以任何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
若不顾此现实，直接跳出现有的教育体系，去考士子们从未学过，甚至闻所未闻的内容，那便不是选拔人才，而是玩弄士子的儿戏，是自绝于天下士人。
越是想要设计一套能够跳出历史，更具生命力的选才制度，就越需要沉下心来，先彻底摸清这个时代的思想脉络、文化积淀和科举现状，找准旧制度的症结所在。
如此，开出的药方才能既符合时代特点，又能对症下药，使变革平稳落地，真正收到实效。
“赵参政，”
石山将目光转向在场科举经验最为丰富的赵链，道：“你主持过会试，先为我等简要介绍一下蒙元科举的组织形式。”
赵琏在蒙元至治元年（公元1321年）便已进士及第，宦海沉浮数十载，更在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官拜蒙元礼部尚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