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同志们头上的罪名，声音不大，但每一句话都像钉子一样钉在会场上，他坚决的反对张国滔的错误。

    他从事实出发，从党性出发，从他作为一名老党员、老指挥员的良心出发，把那些莫须有的指控一件一件地拆解、驳斥。他不是为自己辩护，他是在为那些已经被抓走的人辩护，为那些还没有被抓走但随时可能被抓走的人辩护。他不怕被盯上，不怕被调查，不怕明天保卫局的人出现在他门口。他只说该说的话，做该做的事。他不在乎后果。

    张国滔坐在主席台上，听着曾中声的发言，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他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叩了两下——有节奏的，不紧不慢的，像是在听一首曲子，又像是在等一个节拍。等曾中生说完，他没有反驳，没有解释，甚至没有看曾中生一眼。他拿起桌上的茶杯，吹了吹浮沫，慢慢抿了一口。茶汤清亮，豆香浓郁，入口微苦，回甘绵长。他放下茶杯，继续主持会议，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然而，暴风雨来临之前，总是平静的。

    国民党军正在筹备第五次“围剿”，大军云集，战云密布。前线的侦察报告一份接一份地送到军委会，敌军调动频繁，兵力远超以往，规模空前。这个时候，需要全军上下团结一致，集中一切力量应对即将到来的风暴。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张国滔悍然下令，将曾中声收押。

    消息传来时，周亦云正坐在桌前看文件。他放下手中的纸，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一动不动地坐了很久。林娥从里屋走出来，站在他身后，把手轻轻放在他的肩膀上。他没有说话，也没有睁眼。他的手在桌面上慢慢攥紧，指节泛白，骨节突出，像是要把什么握碎，又像是怕自己会忍不住。

    曾中声被带走的那天，天气很好。太阳照在他居住的的院子里，把青砖地面晒得发烫。曾中声从里面走出来，军装笔挺，风纪扣系得严严实实。他的脸上没有表情，步伐不急不慢，像去参加一次再普通不过的会议。保卫局的人在门口等着他，看到他出来，没有上手铐，没有推搡，只是跟在他身后，像那天跟在周亦云身后的那四个人一样。

    曾中声走过院子，走过大门，走过那条他走过无数次的石板路。他没有回头，也没有停下，脚步稳得像钉子钉在地上。阳光照在他的背上，把他的影子投在青石板上，很长很长，像一条没有尽头的路。

    周亦云没有去看他，他明白他现在不能去。他坐在桌前，面前摊着那份没有看完的文件，一个字也没有看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