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哑而平静，像是在陈述一件早就知道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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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会有事的。”

    第二天，天还没亮，部队就按时出发了，队伍沿着山间小道快速行军，从通山到修水，从修水到铜鼓，连续行军八天。八天里，他们穿过了数不清的山谷和河流，绕过了敌军布设的关卡和据点，昼伏夜行，遇村不扰，遇敌则避。

    粮食吃完了就挖野菜，伤员没有药品就用盐水清洗伤口，用草药外敷。

    第八天，部队抵达了铜鼓。

    他们没有进城，甚至没有靠近公路，而是悄悄地隐蔽在铜鼓外围的山区里。

    侦察班在山脊线上放出了观察哨，居高临下地监视着铜鼓县城和周围几条公路的动静；部队分散在几道山沟里，利用茂密的树林和灌木丛作为天然的伪装。

    此时，红六军的接应部队——红十六师，已经越过萍乡，向着万载方向前进。红十六师是从湘赣根据地北上的精锐部队，兵员充足，装备精良，对这一带的地形了如指掌。

    他们的任务是前出到万载以北，接应红十八军南下，在敌军防线上打开一个缺口，为红十八军开辟一条安全通道。两个军的指挥员通过电台保持着密切联系，行军路线、会合地点、敌情通报，每一条信息都在电波中实时传递。

    红十八军向南走，红十六师向北迎，两支队伍像两颗相向而行的流星，在赣西的崇山峻岭间疾驰。他们的距离在一天一天地缩短。

    而这一切，并不是密不透风的。

    武汉行营，情报处长推门走进刘峙的办公室时，手里拿着一份刚从湘赣边界发回来的急电。刘峙正坐在办公桌前吃早饭，一碗白粥，一碟咸菜，两个馒头。他放下筷子，接过电报，目光从纸面上快速扫过，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他没有放下电报，拿着它靠在椅背上，目光落在那几行字上，从头到尾又看了一遍。湘赣根据地的红军有向北调动的迹象，番号不明，兵力不详，但方向是向着万载、萍乡一线移动。这不是小股部队的骚扰，不是地方武装的袭扰，是大规模的正规部队调动。红六军要北上了。

    刘峙对湘赣边界的异动门清——他做了几十年的军人，从北伐到剿共，从军阀混战到抗日战争，什么仗没打过？什么对手没见识过？红六军在这个时候北上，不可能是去打宜春，不可能是去打萍乡，更不可能是去打南昌。

    他们没有那个兵力，也没有那个意图。他们北上只有一个目的接应红十八军。红十八军从通山南下，红六军从湘赣北上，两支红军要在湘赣边界会合。这是明牌，谁都看得懂。

    但刘峙也有刘峙的难处。铜鼓、万载、萍乡这一带，是南昌行营的地盘，不是他的。他的防区在鄂南，在武汉外围，他的部队不能越过省界进入江西境内去作战。这是规矩，也是红线。

    越境作战，打赢了功劳算谁的？打输了责任算谁的？抢了南昌行营的地盘，顾祝同怎么想？校长怎么想？他刘峙再大的胆子，也不敢在没有命令的情况下擅自越境。

    他把电报放在桌上，拿起筷子，继续喝粥。粥已经有些凉了，但他没有让人去热，三口两口喝完，把碗推到一边。

    “传令何成俊停止追击，部队就地休整，不要再往前走了。”他对身边的参谋说，声音不大，但语气里没有商量的余地。“共匪已经出了鄂境，进了江西的地盘，那是南昌行营的事了。我们不用再追了，让顾祝同去操心吧。”

    参谋应了一声，转身出去了。刘峙从桌上拿起那张电报，又看了一遍，想了想，让机要科长给南昌行营发了一封电报。措辞很客气，很得体，甚至可以说是很谦逊。他没有以命令的口吻说话，甚至没有用“请”字，而是用了一种“通报情况”的姿态——陈述事实，不加判断，不表意见，把球踢给了南昌行营。

    南昌行营主任顾祝同接到电报时，正在吃午饭。他放下筷子，接过电报，看了一遍，眉头微微皱了一下，没有说什么，把电报递给身边的参谋长。参谋长看完，也没有说话，两个人对视一眼，都从对方脸上看到了同一种表情——那是一种被人塞了一个烫手山芋、扔也不是接也不是的尴尬和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