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行营里，刘峙不停地看表。
他不停地问参谋：“双桥镇方向有没有消息？
然而刘峙得到的回答每次都差不多
“共匪的攻势虽然越来越猛，但是三十五师还在坚守。”
“援军还在路上，预计天黑之前可以到达。”
“第五十三师、第四十军的增援部队都被共匪二十三军堵住了，正在组织新的进攻。”
刘峙的脸色越来越难看。他把茶杯重重地顿在桌上，茶水溅了出来，浸湿了桌上那张标注着红蓝箭头的地图。
而在双桥镇方向，红四军的攻击部队在下午一点，发起了最后的总攻。
炮火比上午更加密集。山炮、迫击炮、所有的火炮同时开火，炮弹像冰雹一样砸在敌军阵地上，冲锋号在阵地上空回荡，一声接着一声，此起彼伏。
战士们端着步枪和手榴弹，从战壕里、从弹坑里、从被炸塌的工事后面一跃而出，像潮水一样涌向敌军已经千疮百孔的防线。
三十五师的士兵们还在顽强抵抗，但防线已经被撕开了好几道口子。北面的阵地丢了，残部退守第二道堑壕；
东面的机枪巢被端了，那些老练的机枪手被炸死在掩体里，机枪歪倒在一旁，枪管还烫得冒烟。
西面的预备队被红四军的迂回部队打散了，两个连的援军在运动中遭到炮火覆盖，还没到达前线就损失过半。
预备队已经全部填了进去。师部的通信兵、炊事员、马夫，甚至师部的几个参谋，都被派上了前沿。
弹药快要见底，机枪子弹打完了就用步枪，步枪子弹打完了就用手榴弹，手榴弹扔完了就用刺刀。伤员多得没处安置，堂屋、过道、厨房，甚至指挥所外面的台阶上，都躺满了缠着绷带、浑身是血的士兵。
呻吟声、咒骂声、喊叫声混成一片。
三十五师的师长站在指挥所里。
他在屋里来回踱步，从门口走到窗前，从窗前走回桌前，每一步都踩得很重，像是要把脚下的青砖碾碎。桌上的电话响个不停，每一通都是坏消息。
他接起一个，听了几秒，骂了一句，摔了；另一个又响了，他接起来，又听了几秒，脸色铁青地挂了；第三个响了很久，他没有接，任由铃声响着，一声一声，像有人在外面敲着丧钟。
他猛地转过身，走到电台前，对着发报员喊道，声音沙哑而急促，每一个字都像是从喉咙里硬挤出来的：“立刻不间断地发报！问援军呢？援军在哪里？”
发报员的手指在电键上跳动起来，电文很短，翻来覆去就是那几行字：“双桥镇告急，共匪攻势猛烈，我部伤亡惨重，弹药将尽，恳请速派援军。再问援军在哪里？”
电报发出去之后，三十五师的师长站在电台前，双手撑着桌沿，低着头，肩膀微微起伏。他没有离开，就那么站着，等着回音。指挥所里安静了几秒。
回电来了。
发报员摘下耳机，抄下电文，递给师长的时候手都在抖。三十五师的师长接过去，目光扫过那几个字，脸上的表情像被冻住了一样，僵在那里。他看完一遍，又看了一遍，然后把电文揉成一团，攥在手心里
上面只有四个字，“还在路上。”
三十五师的师长顿时下定了决心。
他站在指挥所里，窗外是越来越近的枪声和手榴弹爆炸的闷响，空气中弥漫着硝烟。桌上的电话已经断了线，话筒里只有死一般的寂静。他把话筒放下，转过身，目光落在墙上那面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上，停了一瞬，然后移开了。
他一直没有动他的警卫营。
这是三十五师最后的本钱，也是他手里最后一支完整的部队。警卫营三百多人，全师最精壮的老兵，装备最好——每人一支步枪，一把大刀，两枚手榴弹，每个连配三挺轻机枪，营部还有两门迫击炮。他把这支部队一直按在师部旁边，没有派上前沿，不是舍不得，是知道仗打到这个份上，迟早要有这么一刻。
援军不来，他就只能靠自己了。
他走到电台前，口授了两份电报。第一份发往武汉行营，措辞简短，没有抱怨，没有哀求，只有一个事实陈述和一个决定：“共匪已突破我部外围阵地，援军迟迟不至，职部决意率部突围，向信阳方向转进。”
第二份发往他在罗山以北的那个团，命令更短：“双桥镇失守在即，你部立即停止回援，转向信阳，保存实力。”
发报员的手指在电键上跳动，嘀嗒声急促而尖锐，像一个人在黑暗中吹响的号角。赵师长站在旁边，双手叉腰，下巴微微抬起，目光穿过指挥所那扇破败的窗户，落在远处被硝烟笼罩的天际线上。
电报发完，把腰间的手枪拔出来检查了一下弹匣，然后插回枪套。他走出指挥所的大门，站在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