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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让于禁隐隐意识到：他费观和你于禁，从某种意义上，都是“降将”，都身处某种尴尬而身不由己的境地。费观或许能理解他的无奈与挣扎。

    这种手法，在心理学上可称之为“触发器”。

    当未来某一天，于禁在魏国遭受那灭顶之灾般的羞辱时，这颗种子就会破土而出，触发他联想到今夜，联想到费观曾给过他的另一种可能。

    于禁回国后，如果心中只有无尽的羞辱，那很可能会选择一死了之，或以其他悲剧收场。

    但如果在费观处还有一个“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的选项呢？哪怕这个选项在当时看来多么荒诞不经。

    当然，这计划听起来象个东拼西凑的急就章。但对费观而言，眼下最迫切的，是需要于禁的帮忙撑过江陵这场即将到来的危机。

    于是，他对于禁用上了所谓的“深夜电台说服法”。

    这是FBI专家在处理人质对峙事件时用过的一种心理技巧：不去强行要求对方立刻放下武器投降，而是像深夜情感电台的主持人一样，用充满共情的声音与对方沟通。

    “我知道你现在很累，压力很大，独自承担了太多，看看窗外，夜色多么宁静，世界并没有抛弃你，何必把自己逼到那个死角呢？”

    同时，还要若有若无地提醒对方现实的紧迫性，“时间不多了，我也只是个奉命行事的人。等天亮了，上头下了死命令，咱们这些下面跑腿的兄弟，其实也不想和你拼命啊————”

    这种沟通的内核目的，往往不是为了立刻换取一个“是”或“否”的答案，而是为了与对方创建一种脆弱的共识，你我都是这盘棋局中的棋子，都是为了在乱世中挣扎求存的可怜人，何必互相为难？

    当时，费观给沉默的于禁又倒了一杯酒。

    “能请动您这样的英雄，哪怕只是站在身后给我撑撑场面，我费某人这辈子也算值了。”

    他放下酒壶，诚恳道：“既然都坐在这儿了，将军，我想问您一个不违背忠义的问题。”

    于禁闷闷地灌了一口酒，将杯子重重放下：“讲。”

    “为了供养将军您和那三万被俘的将士，关将军前线大营的粮草已经捉襟见肘了。可他又不能象当年的武安君白起那样，把战俘都坑杀了事。真正有远见的人都在发愁粮食从哪儿来，可我环顾这江陵城，从太守到属官，似乎大家都不急。”

    费观苦笑了一下：“只有我一个人象热锅上的蚂蚁，四处筹粮。后来我才慢慢发现，原来不是大家不愁，而是各有各的算盘，有人甚至可能盼着这粮草早点耗尽才好。”

    “你把你们内部不和的消息告诉我，不怕我利用吗？”于禁抬眼看他。

    “事情已经发生了，怕也没用。”费观摇头，“况且我相信将军您，也不是那种会四处嚼舌根的小人。古话说得好，坦诚相对的敌人，有时候比虚伪敷衍的盟友，更值得信任。”

    于禁沉默了片刻，缓缓道：“我早年便识得关云长。你方才夸我是英雄，但云长才是真正的伟岸丈夫，义薄云天。可惜，他性子太傲，自视太高，目下无尘。这也注定了他会招致许多人的厌恶与嫉恨。如果荆州的豪族大姓，如今在对他消极怠工，我一点也不意外。”

    这话一针见血地点出了魏、吴两国都急于攻打荆州的一个深层真相：

    乱世中的民心，往往不在于底层百姓的拥戴，而在于地方豪族士绅的实际支持。

    关羽虽然是荆州最高的军事行政长官，威震华夏，但他孤悬于云端，不屑与地方豪族分利。一言以蔽之，他虽是统治者，却在荆州本土缺乏真正牢固的根基。

    想想看，历史上吕蒙白衣渡江时，荆州的高层将领、地方官员、有影响力的士绅，除了少数几个倒楣蛋，有谁拼死抵抗，以身殉国了吗？

    没有。

    他们中的许多人，转眼就成了东吴新主的座上宾。

    “既然将军看得如此透彻，那我便直说了。”费观盯着于禁的眼睛道，“江陵城外，靠近俘虏营的地方有一座新建的粮仓。那里面的粮食是专门用来供养您和那三万魏军将士的。我费观以名誉担保，那批粮食，即便是我军粮草再紧张，也绝不许任何人挪用分毫。”

    他话锋一转，语气变得严峻：“但如果，我是说如果，有人要强抢这批救命粮，将军您和那三万兄弟，打算怎么办？坐着饿死吗？”

    于禁的眼神陡然变得锐利，一股沙场悍将的气势无声弥漫：“关云长若要粮，以他之威，谁拦得住？但如果真的发生了这等事————为了手下儿郎能活下去，我和那七军将士自然会拼死一战！纵使螳臂当车，也绝无坐以待毙之理！”

    “多谢将军。”费观似乎松了一口气，随即又象是随口提及般说道，“顺带一提，那座粮仓里的粮食并非官粮，而是我费某人的私产，以及部分信赖我的士绅所捐。关将军即便再孤傲，总不能明火执仗地强抢豪族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