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过了三万人。

    水泥浇筑虽然比石砌快得多，但依旧是极耗人力的工程。

    开挖地基、搅拌水泥和砂石、搭建模板、浇筑成型、养护，每一道工序都需要大量的人手。

    光是天武军各镇轮流上阵还不够，从山东本地征调的民夫也受数量限制，征多了会影响春耕。

    现在好了。

    三万流放犯，管吃管住不给工钱，每天从天亮干到天黑，效率比民夫还高。

    因为民夫有工时限制，流放犯没有。

    徐标在接到第一批流放犯的押送名单之后，给朱由检上了一道奏折，措辞极其务实。

    说东昌府至济南一线尚需增筑棱堡数十座，每座需工数千人，三万流放犯分作十队同时开建，可于春耕前全部筑完。

    朱由检批了。

    但他也知道，光靠杀人流放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江南士绅被成批地抓走杀掉之后，地方上的治理体系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真空。

    明朝的县级行政机构编制极小。

    一个县衙里正式的朝廷命官只有知县、县丞、主簿、典史四个人，再加上教谕和训导管学政，加起来也就六七个品官。

    品官之下虽然有三班六房的书吏和衙役，但这些人的编制同样是固定的，越往上越少。

    真正维持一个县日常运转的，是大量不在编制内的“白员”。

    帮知县收税的粮长、帮县丞管河工的闸官、帮主簿管户籍的里书、帮典史管治安的地保。

    这些人在制度上没有身份，但实际上承担了县级行政的大头。

    而这些人绝大多数出自地方士绅的推荐，或者干脆就是士绅自己或他们的子侄亲属。

    朱由检把江南士绅杀得人头滚滚的同时，也等于把这些白员连根拔掉了。

    现在江南各地的知县们已经在叫苦了。

    税没人收，粮没人催，河工没人管，户籍没人核。

    一个县少则丢了十几个白员，多则丢了几十个。

    有的县甚至连里长和甲首都被抓走了。

    因为里甲长大多由地方上的富户或秀才担任，而富户和秀才正是这次谋逆案的重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