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我马上过来！”李援朝闻言大喜，“啪！”的一下就挂了电话。
杨帆听着“嘟嘟——”的忙音，只好把放下话筒。
他走到自己靠窗的桌子前，拉开抽屉把那个承载着新家希望的牛皮纸信封塞进去，顺手拿出厚厚一沓稿纸—一正是那部名为《过年》的话剧剧本。
他出了办公室，来到走廊尽头角落的脸盆架旁，拧开冰冷的自来水，仔细清洗了一下那支陪伴他许久的英雄牌钢笔。
冰水刺得手指发红，却也让人精神一振。
吸饱了蓝黑墨水，他重新坐回桌前，在最后一页空白处落下笔尖：
这出戏，如同北方寒冬里的一锅老汤，滋味全浓缩在腊月二十九到年三十这短短二十四小时。
老程头，象一头疲惫的老牛，终于卸下肩上型了一年的沉重轭头，揣着皱巴巴、浸透汗水的钞票，顶风冒雪赶回那个叫“家”的土坯院子。
老程婆子，灶台就是她的战场，锅碗瓢盆是她的武器。从早到晚，烟熏火燎里张罗着那顿盼了一年的团圆饭，眼巴巴瞅着院门口那条冻得硬邦邦的土路，盼着儿女们像归巢的鸟雀扑棱棱飞回来。
可飞回来的，却是一地鸡毛蒜皮和磕磕绊绊的心思。
大儿子程建国，骨架不小，脊梁骨却软得象面条。
被精明市侩的大儿媳王彩霞拿捏得死死的，象个提线木偶，大气不敢喘一声O
二儿子程建军，油头粉面，满嘴跑火车，是个倒腾“俏货”的“倒爷”，领回来个花枝招展、香水味儿呛鼻的“女朋友”，高跟鞋踩在冻土上咯噔咯噔响，眼神却飘忽得象没根的浮萍。
小儿子程建业，游手好闲，心思全在牌桌上。
回家就惦记着老程头兜里那点血汗钱，琢磨着翻本。
待嫁的大女儿程建华，和老实巴交的男友李大国缩在角落里，愁眉苦脸地掰着手指头算那像大山一样压过来的彩礼钱。
心高气傲的二女儿程建萍，则带回来个头发留得老长、说话拿腔拿调的“艺术家”男友，鼻子恨不得翘到天上去——
一大家子人，挤在这热气腾腾又局促得转不开身的屋檐下。
温情和算计在案板上剁饺子馅时被一起搅碎，关爱与矛盾随着一杯杯劣质烧酒下肚而激烈碰撞。
老程头蹲在门坎上，沉默地吧嗒着旱烟袋。
劣质烟叶辛辣的味道，充斥在冰冷的空气里。
浑浊的眼睛扫过儿女们为多分几块钱压岁钱争得面红耳赤，为谁上主座、谁更有面子而话里藏针。
那份属于传统父亲的、依靠辛勤劳作支撑起来的尊严，在拜金浪潮的冲击下，如同风中残烛，摇摇欲坠。
最终，一场因给孙子辈压岁钱厚薄引发的混战，如同点燃了火药桶，炸碎了那层勉强糊上的、名为“团圆”的窗户纸。
碗碟碎裂声，哭喊叫骂声撕破了寒夜的寂静，也赤裸裸地暴露了时代洪流裹挟下，这个普通北方家庭，在变革浪潮中的困顿挣扎，却又无法割舍的的温情————
杨帆落下最后一个句号，笔尖在稿纸上留下一个饱满的墨点。他长长地、无声地舒了一口气，仿佛卸下了千斤重担。
手腕因长时间书写而微微发酸，他轻轻揉捏着，目光落在窗外光秃秃的树枝上。
刚把钢笔帽“咔哒”一声扣好，办公室那扇漆皮斑驳的木门“吱呀”一声被一把推开。
杨帆不用看就知道是谁，他先抬眼看向墙上的挂钟一下午四点整。
然后转过头看向门口，李援朝导演裹着一件厚实的深蓝色棉大衣，风风火火地闯了进来。
他一边使劲搓着冻得通红的手，一边哈哈笑着：“我有感觉，觉得你最近几天肯定能把剧本写完！”
他身后，紧跟着一位气质温婉知性女性——正是华夏音乐学院的姜红教授。
虽然没走多远的路，她脸颊也被风吹得微红，鼻尖冻得有些发亮。
“姜姐，你也跟着过来了？！李导！你————这也太神速了吧？”
杨帆寒喧着，赶紧起身相迎。
“能不神速吗？”姜红摘下羊皮手套，笑着跺了跺脚，试图驱散脚底的寒意。
“援朝导演不好直接催你，最近电话里跟我念叨你这《过年》的本子，简直成了每日必修课！”
“说是年前必须拉出个雏形来排练，音乐监制还是我，同时，让我多盯着你点儿，催得我呀，感觉后脑勺都让他盯出窟窿了！”
她四下看看，目光很快就锁定了杨帆桌上那沓墨迹仿佛还未干透的稿纸，“这不，一听你说剧本写完了，我正给学生上课，都被他拉了过来！”
陶华反应极快，早已捧上两杯刚沏好的茉莉花茶，氤氲的热气带着清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