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思绪飘回了三个月前的重庆。
那是四月的一个雨夜，中央银行地下金库的穹顶渗着水珠。贝祖贻站在铁栅栏前，看着库房里堆放的法币。不是黄金，不是白银，是纸，一捆又一捆的纸，被潮气浸得发软，散发着霉味和油墨混合的怪味。财政部长孔祥熙拍着他的肩膀说：“贝总裁，这些纸就是中国的黄金。“
而现在，在这个决定世界货币秩序的殿堂里，没有人要中国的纸。他们要的是黄金，是美元，是怀特口中那个“三十五美元兑换一盎司黄金“的神圣比率。
贝祖贻的目光越过凯恩斯的肩膀，望向彩色玻璃窗。窗外的阳光被切割成几何图案，投在橡木桌面上。他忽然觉得那像一幅地图——被列强瓜分后的中国地图，每一块颜色都代表一个租界、一条铁路、一片势力范围。
“贝总裁，“身旁的顾维钧轻声唤他，声音低得只有两人能听见，“该记笔记了。国内等着看简报。“
贝祖贻回过神，低头在纸上写下：“七月一日，怀特提出基金方案，美元锚定黄金……“写到“黄金“二字时，笔尖一顿，墨水在纸上晕开，像一颗凝固的血珠。
顾维钧坐在他右侧，身姿笔挺，面容沉静。这位五十六岁的外交家穿着一身剪裁得体的深色西装，领带打得一丝不苟，银灰色的头发梳向脑后，露出宽阔而光洁的额头。从外表看，他是典型的职业外交官——从容、克制、永远带着礼貌而疏离的微笑。
但贝祖贻注意到，顾维钧放在膝盖上的左手，正无意识地摩挲着一枚硬币。那是民国二十四年发行的镍币，正面是孙中山的侧面像。顾维钧的拇指在币面上反复刮擦，发出极轻微的沙沙声，像是一只困兽在铁笼里踱步。
贝祖贻知道那枚硬币的故事。二十五年前，1919年的巴黎和会，顾维钧作为中国代表团最年轻的成员，正是握着这样一枚硬币，在克里孟梭和劳合·乔治面前，为山东的主权据理力争。那时候，他二十七岁，意气风发，相信公理战胜强权，相信威尔逊的十四点原则能照亮中国的未来。
结果呢？山东被转让给日本，中国代表拒绝签字，顾维钧在凡尔赛宫的走廊里独自站了很久，手里攥着一枚被汗水浸透的硬币。
二十五年过去了。他现在是驻美大使，是华盛顿外交圈的熟面孔，是罗斯福总统晚宴上的常客。但坐在布雷顿森林的会议厅里，顾维钧感到一种熟悉的无力感正从脊椎底部慢慢爬上来——那种在巴黎和会最后一天的无力感，那种看着世界被瓜分而自己连一块碎屑都抓不住的无力感。
“顾大使，“贝祖贻在笔记本上写了一行字，推给他看，“您觉得，我们能拿到多少份额？“
顾维钧看了一眼，没有立刻回答。他抬起头，目光扫过会议厅。美国代表席上，摩根索正与怀特低声交谈，两人的头凑在一起，像两只分享猎物的秃鹫。英国代表席上，凯恩斯虽然面色凝重，但脊背依然挺直，那是百年帝国余晖映照出的傲慢。法国代表在抱怨，印度代表在沉默，拉美代表们在交头接耳——他们至少还能发出声音。印度代表则更加悲观。他们知道，无论凯恩斯还是怀特胜出，印度的卢比都将继续依附于一种外来货币——以前是英镑，以后可能是美元。真正的独立，或许要等到几十年后。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博弈战中，怀特逐渐挽回颓势。胜利的天平开始一点点向他倾斜。
关键转折发生在7月15日的一次闭门会议上。摩根索部长突然宣布，美国愿意将基金的初始资金规模从五十亿美元提高到八十五亿美元——这是一个凯恩斯无法拒绝的数字。八十五亿美元意味着英国可以获得足够的信贷额度来稳定英镑，意味着法国可以获得重建资金，意味着每一个成员国都能分到一杯羹。
但代价是明确的：美元将成为唯一的黄金可兑换货币，基金总部将设在华盛顿，而美国的投票权将确保其对重大决策的事实否决权。
凯恩斯在那一刻感到了一种深深的疲惫。他知道，大英帝国最后的防线已经崩溃。不是被德国的炸弹摧毁的，而是被美国的支票簿买下的。
那天晚上，华盛顿山饭店的露台上，凯恩斯独自坐着，抽着一支雪茄。新罕布什尔州的夜空繁星满天，银河像一条淡淡的光带横贯天际。远处，白山国家森林公园的松林在夜风中沙沙作响。
怀特走了过来，手里拿着两杯威士忌。他在凯恩斯身边坐下，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把一杯酒递过去。
“勋爵，“怀特的声音很轻，没有了白天的锋芒，“这不是个人的胜利。这是历史的必然。“
凯恩斯接过酒杯，没有喝。他望着星空，缓缓说道：“怀特博士，你知道吗？我年轻时在剑桥，曾相信理性可以驾驭历史，相信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