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山上的葡萄藤已经爬满了新架起来的木架，叶片在秋风中翻动着，露出背面灰白色的绒毛，像一群正在翻书的读者。三年了，那些从虫害中活下来的葡萄在美洲砧木上重新扎根、生长，今年春天开了花，夏天结了果，秋天到了，一穗一穗的葡萄垂在藤下，深紫色的皮上覆着一层薄薄的白霜。
第一粒葡萄被采摘下来的时候，张振勋在藤架下面站了很久。
那粒葡萄是从最早嫁接成功的那株雷司令上摘下来的，紫红色的果粒，覆着一层薄薄的白霜，像一枚裹了细霜的玛瑙石。张振勋把它放在掌心里掂了掂，又凑到鼻尖闻了闻，一丝极淡的果香，清冽而含蓄。然后他把葡萄放进嘴里，牙齿轻轻一咬，果皮裂开，汁液涌出来——酸，清亮的酸，像一把小刀在舌面上划了一下。
可那酸里有一丝若有若无的甜，从舌尖慢慢渗下去，像从地底深处升上来的一缕回声。三年了，这片坡上的葡萄第一次挂出像样的果实，虽然还远不是酿酒的标准，可它们终于长出来了。那些带着嫁接口的藤，那些嫁接工一刀一刀接活的枝条，那些春天里被北风吹着的新芽，如今都变成了果皮上的霜、果肉里的汁、舌尖上的酸和那一丝遥远的甜。
采收的那天清晨，露水还没干，葡萄上挂着细小的水珠，在晨光中像一颗一颗的紫水晶。施密特带着近百个工人，人手一把剪子，从东往西一排一排地剪过去每剪下一串葡萄就轻轻放进藤筐里，不能堆得太满，怕压破了果皮。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奇异的香气——不是花香，不是果香，是一种更醇厚的、带一点点发酵感的甜，像整个山坡正在呼吸。
张振勋没有动手，他站在坡顶上看。看那些剪子在晨光里一闪一闪地反着光，看那些藤筐一筐一筐地被抬下坡去，看那面坡在短短几个时辰里从果实累累渐渐褪去了颜色，只剩下叶子在风里摇。一共收了一千三葡萄，赤霞珠和雷司令各半，是张振勋三年来所有的心血和两百多万银元凝结成的，沉甸甸的一千三百斤。
看着一筐一筐的葡萄被抬进发酵车间，“够了吗？“张振勋问施密特。
“第一批不多。“施密特皱着眉，嘴角有一丝紧张，“但足够试酿了。只要能酿出来，明年我们再扩产量。“
张振勋点了点头。看了看身旁的巴保，酿酒师约瑟夫·巴保穿着一身干净的白色工装，站在第一排发酵罐前面，面前摆着温湿度计、糖度计、酸度计和一本翻旧了的笔记。他比三年前刚来烟台的时候黑了一些，也瘦了一些，手上多了几道被葡萄梗划出来的旧疤，可他的眼神更稳了。那些年在维也纳学到的理论，在法国酒庄实习时蹭到的经验，在烟台三年里蹲在地上一株一株看藤磨出来的直觉，此刻全凝在他握着温度计的手上。
张振勋知道巴保比他还紧张——这个从维也纳来的酿酒师，把过去三年的心血全压在了这一批酒上。如果第一批就酿坏了，对谁都不好交代。
工坊里的发酵车间已经准备了三个月，八个橡木桶排了两排，是从托斯卡纳订做的那批中烤桶，木香在空荡的车间里浮动着。发酵进行了三个星期。那些深红色的汁液在橡木桶里慢慢地翻腾着、沉降着、转化着。巴保每隔两天就取一小管出来观察颜色、闻气味、测量糖度和酸度。他做着这些事情的时候表情专注，话比平时更少，连吃饭都变得飞快，扒几口就放下筷子又回了车间。
终于等到发酵完成的那天早上，张振勋和巴保站在酒窖里，等着打开那只写着一个多月前日期的橡木桶。老汤站在旁边，手里端着一只干净的玻璃杯。施密特用橡木锤轻轻敲开了桶口的木塞，一股酒香涌了出来——浓郁、饱满，带着黑加仑和樱桃的果香，让人一下子就精神了起来。
张振勋闻到了那股香气，点了点头。可巴保的眉头却微微皱了一下。他没有说话，用小管从桶里取了一点酒出来，倒进了玻璃杯里，端起来对着光看了看——酒液呈深红宝石色，可透明度不够，有一些细小的悬浮物在里面晃荡，像一片被搅动的水底的细沙。
巴保的脸色慢慢变了。他把酒杯放在鼻子底下闻了闻，又尝了一口，含在嘴里慢慢地转动着，过了好一会儿才咽下去。然后他把酒杯放在桌上，看着张振勋，嘴唇动了动，可没有发出声音。
“有什么问题吗？“张振勋问。
“老板——“巴保摘下眼镜，用拇指揉了揉鼻梁，重新戴好，“这批酒的澄清度不够。悬浮物太多了，酒体不稳。如果装瓶，过不了半年就会变质。“
张振勋端起那杯酒来也尝了一口。入口的瞬间是好的——果香浓郁、酸度平衡、单宁的涩感恰到好处——可咽下去之后，舌根处有一种淡淡的、说不清的杂味，像是某条不该出现的岔路上冒出来的。
“问题出在哪里？“张振勋问。
“澄清的工序。“巴保的声音有些干涩，“我们用的蛋清澄清法，温度和时间没有控制好。可能是发酵室的温度偏高了一些，也可能是过滤的时候出了差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