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们在院子里放炮仗，噼里啪啦地响成一片。朱月芝抱着元郎在廊下看烟火，小元郎差不多四岁了，高兴的指着天上喊“花！好大的花呀！“温惠兰和温惠莲姐妹在厨房里忙活，客家酿豆腐的香气混着闽南年糕的甜味，从灶间一路飘到正厅。
张振勋一个人坐在书房里，面前摆着一壶茶、一封刚写好的信。信的抬头是“左秉隆兄“，正文他只写了几句：
“秉隆兄：
中法一役，弟虽痛心，却不曾灰心。兄所言''病根太深，需有人从外面往里挖''，弟反复思之，深以为然。
弟如今尚不能归，南洋产业千头万绪，尚有未了之事。然弟已在为归国做准备。有一事弟想了很久，今日终于决心一试——弟欲在中国北方择一良地，试种葡萄，酿中国自己的葡萄酒。
法国人能把酒卖到中国来，我中国人也能酿出比他们更好的酒。
此愿或需十年、二十年方能成就，但弟愿从今日始。
兄且静候佳音。
——弟 张振勋 顿首“
他把信折好，封上，贴上邮票。然后他端着那壶茶走到院子里，站在廊下，看着孩子们在烟火里跑来跑去。
元郎看见他出来了，摇摇晃晃地跑过来抱他的腿，嘴里喊着“阿爸阿爸“。张振勋弯腰把他抱起来，举过头顶，让他看得更高一些。满天都是烟花，红的、绿的、金黄的，在巴达维亚的夜空里炸开来，又散落成千万颗碎星。
“元郎，“他轻声对怀里的儿子说，“你长大了，阿爸带你去一个地方。那里冬天会下雪，夏天有知了叫，有漫山遍野的葡萄藤。你喜不喜欢？“
元郎听不懂，只是拍着手笑，眼睛映着天上的烟火，亮晶晶的。
张振勋抱着他，在廊下站了很久，直到最后一朵烟花熄灭，夜色重新沉下来。院外的炮仗声渐渐稀疏了，远处传来寺庙守岁的钟声，一下一下，浑厚悠长。
他把元郎交给朱月芝，自己回到书房，把那本英文的葡萄种植手册又翻开来，在扉页空白的背面写了一行字：
“光绪十二年除夕。记：有一天，要让中国人喝上自己的好酒。“
写完他把书合上，放回铁皮箱里。箱子里已经攒了十几本关于葡萄酒的书、几十封跟各地种植园主的通信、一大堆他亲手抄录的数据和心得。这些东西现在还只是一堆纸，可他知道，它们总有一天会变成一片园子，变成藤蔓上的果实，变成瓶子里的液体——变成某种能让中国人抬着头喝下去的东西。
他关上箱盖，和那张“器识恢宏“的宣纸、还有左秉隆的回信，一起收着。锁好，把钥匙放进内袋里，贴着那枚字迹模糊的雍正通宝，然后熄了灯，走进院子里那片尚且安静、可即将迎来又一个黎明的夜色中去。
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年，秋。巴达维亚。
张振勋四十九岁了。
鬓角的白发已经从两鬓蔓延到头顶，像冬日里第一场薄霜落满了山坡。可他的腰背依然挺直，走路依然带风，眼睛里的光比二十年前更沉了，沉得像一口深井，井底有火，只是一般人看不见。
这年秋天，他收到了一封请柬，洒金硬纸，法国领事馆的火漆封缄，用纯正的法语写着他的名字。日子定在七月十四日——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国庆日前夜。请柬措辞客气，说“恭请张先生光临“，列在贵宾名单的第一位。
老汤把请柬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眉头拧着：“掌柜的，法国人的国庆，请咱们华人去做什么？往年可没这规矩。“
张振勋把请柬接过来，看了一遍，放在桌上。“去年我在槟城跟他们总督府签了一笔三千吨的橡胶合同。今年他们想续约，顺带在国庆宴上亮个相，让其他洋商看看——''我们法国人跟华人巨商关系好着呢。''“他停了一下，嘴角微微弯了弯，“官面上的事，就这么些。去吧。不去，人家觉得你怯场。“
老汤还想说什么，张振勋摆了摆手。“备衣裳。穿那套黑的。“
国庆日傍晚，巴达维亚的法国领事馆灯火通明。领事馆是座三层殖民风格的白色建筑，拱廊、立柱、落地长窗，院子里种着齐整的棕榈树，每棵树的树干上都缠了红白蓝三色的绸带。二楼的宴会厅里，水晶吊灯把一屋子的人照得纤毫毕现，满眼是军礼服上的金绦带、晚礼服上的珠宝胸针、各色绶带和勋章在灯光下互相辉映。
张振勋穿着一身剪裁合体的黑色燕尾服走进去的时候，厅里的喧哗声停了一瞬，然后重新响起来，只是那声响的调子变了——有人侧目，有人交头接耳，有人端起酒杯远远地朝他举了一下。荷兰的、英国的、法国的商人政要们，都知道这个名字。张振勋。南洋华人首富。那个把荷兰人的船务公司买下来、规定头等舱只许华人坐的怪人。
法国领事马尔尚先生迎上来，笑容满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