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真正让酒庄热闹起来的，是那个荷兰年轻人。

    那年轻人第一次来的时候是个雨天。

    张振勋正坐在柜台后面翻一本新到的《荷华商报》，听见门响，抬头看了一眼。进来的是个穿军装的年轻人，大概二十出头，个子很高，肩章上一颗星也没有，看来只是个普通军官。他收了伞，在门口站了片刻，像是有些茫然。然后他走到柜台前面，用带着浓重口音的官话说了一句：“有酒吗？“

    “有。客人想喝什么？“张振勋放下报纸，站起来招呼。

    “最烈的。“年轻人说，“越烈越好。“

    张振勋看了他一眼。这年轻人的脸很白，白得有些不正常，眼窝底下挂着两团青黑，嘴唇干得起了皮。军装倒是笔挺的，可领口的扣子松开了一颗，露出来的衬衣领子有些发黄。

    “有四川大曲，六十五度，“张振勋从酒柜上取下一只陶瓶，“不过客人，这酒烈，您先吃点东西垫垫肚子？我让伙计给您切盘卤牛肉？“

    年轻人摇了摇头，把一瓶大曲和一只酒杯摆在桌上，自顾自地倒了一杯，仰头灌了进去。喝得太快，他被呛了一下，咳了几声，咳得脸都红了。

    张振勋看着他，没有再劝。他转身给年轻人端了一碟花生米，放在桌上，然后回了柜台后面。

    那年轻人喝到第三杯的时候，开始说话。一开始是自言自语，荷兰话，叽里咕噜的，张振勋听不太清。后来声音慢慢大了，像是在跟什么人吵架，桌子一拍，酒杯震得跳起来。几个正在角落里喝酒的客人吓了一跳，纷纷看过来。

    酒馆里的伙计跑过去想劝，被那年轻人一把推开，手里的酒杯摔在地上，碎了一地。

    “闹事的！“伙计的脸都白了，“掌柜的，这人喝疯了，我叫人把他扔出去——“

    张振勋按住伙计的肩膀，摇了摇头：“你去把地上的碎渣扫了，别扎着人。我来。“

    他走到那年轻人面前，没有去碰他，也没有劝阻，而是拉开对面的凳子坐了下来。他把桌上那碟花生米往年轻人那边推了推，用荷兰话说了一句：“喝慢点，伤胃。“

    年轻人猛地抬起头来，那双蓝眼睛里全是红血丝。他瞪着张振勋看了好一会儿，忽然像一只泄了气的皮球一样垮了下来，整个人伏在桌上，把脸埋进臂弯里，肩膀一抽一抽的。

    张振勋坐在对面，什么也没说。他就那么坐着，听着那年轻人压抑的、断断续续的抽泣声在酒庄里轻轻地回荡。二胡声停了，角落里的客人们安静下来，看着这一幕。

    也不知过了多久，年轻人抬起头来，用袖子胡乱地抹了一把脸。他的眼睛更红了，可里面的那股凶劲儿散了，剩下的只是一种深深的、让人不忍多看的东西。

    “对不起，“他哑着嗓子说，“我失态了。酒钱我照付。“

    张振勋摆了摆手：“碎了的杯子不要钱。这瓶酒算我请客。“

    年轻人愣了一下，摇了摇头：“不行，我——“

    “你叫什么名字？“张振勋打断了他。

    “……范·德·赫斯特。亨利·范·德·赫斯特。“

    “好，亨利。“张振勋给自己也倒了一杯大曲，端起来朝他举了举，“我叫张振勋。这杯是我敬你的。一个人离家在外，不容易。“

    他仰头把那一杯六十五度的白酒喝了下去。一股热辣辣的劲儿从喉咙烧到胃里，像吞了一团火。他抿了一下嘴，把杯子放下，看着亨利。

    亨利也看着他。那双蓝眼睛里慢慢地有了一些变化，像冬天结了冰的河面底下，忽然有一道细细的暖流涌上来，把冰面底下的黑暗悄悄地化开了一点。

    他端起自己面前的酒杯，也仰头喝干了。这一次他没有呛着。

    那天晚上，张振勋听亨利说了一整夜的话。

    亨利是荷兰人，出身于一个没落贵族家庭，父亲是个小地主，母亲早逝，他十六岁就进了军校。在荷兰本土熬了几年，被派到东印度群岛来服役，说是升迁的机会多。可到了巴达维亚才发现，这里的军官全是靠关系上位的，他一个没背景的穷小子，被派去做最苦的差事——整日在码头上监视货船的进出，日晒雨淋，还要写无穷无尽的报告。

    “我在荷兰的时候，以为到了南洋就能做一番事业，“亨利一杯接一杯地喝着，说话已经有些语无伦次，“可这里跟我想的不一样。到处都是官僚、腐败、派系，我一个新人，谁都看不起我。每天在码头上数货箱，回来写报告，写完了交给上司，他看都不看就扔进抽屉里。这样的日子，有什么意思？“

    张振勋听着，没有打断他。等他说完了，往他的杯子里又添了一点酒，然后开口说：“亨利，你今年多大？“

    “二十二。“

    “我刚来这里，才十七岁。“张振勋说，“被关在橡胶园里割橡胶，后来在码头上扛包。一袋咖啡豆一百斤，我一天扛五十袋。肩膀磨出血了，第二天接着扛。那时候我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