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老板正坐在柜台后面打算盘，看见张振勋来了，朝他招了招手。
“进来。“他把算盘推到一边，让张振勋在柜台对面的凳子上坐下，然后开门见山地说：“我店里缺个伙计。管吃管住，月钱两块。你来不来？“
张振勋愣了一下。他在码头上扛包一个月挣不到一块半，累死累活的，还风吹日晒。月钱两块，还管吃管住——他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先生，“他说，“我……我就个扛包的，店里的活怕做不好。“
温老板扶了扶眼镜，看了他一眼：“扛包的活你都干得好，店里的事不比扛包难。再说——“他顿了顿，“捡了别人的东西能守两个月不打开，这份心性，别说扛包，干什么都差不了。“
张振勋从凳子上站起来，恭恭敬敬地朝温老板鞠了一躬：“谢谢先生。“
第二天他就搬进了温记粮行。住处是店里后面的一间小厢房，虽然窄，但干净，有一张竹床、一张小桌、一扇朝东的窗。早晨太阳升起来的时候，阳光正好从窗口照进来，铺在竹床上暖洋洋的。
张振勋把铺盖卷往床上一搁，又摸了摸怀里的铜钱，然后把那枚雍正通宝放在枕头底下。这成了他的一个习惯——无论走到哪里，睡觉前先把铜钱摸出来，放在枕头底下，每天早上醒了再收进怀里。像一种仪式，提醒自己从哪里来。
温老板姓温名良恭，福建诏安人，祖上几代在南洋经商，到他这一辈，家业说大不大说小不小，除了巴达维亚这家米店，在泗水还有一间分号，另外有几条船做沿海运输。他看上去不像个商人，倒像个体面的教书先生——戴铜框眼镜，穿灰绸长衫，说话慢条斯理的，从来没有高声过。
但他做起生意来，手底下又快又准，算盘珠子拨得噼啪响，账目清清楚楚，一分一厘都不差。张振勋跟着他，头一个月光是认米就学了二十多种——暹罗米、安南米、爪哇米、糯米、占城米、红米、黑米——每一种的产地、成色、市价、存放方法都不一样。
张振勋白天在店里忙活，晚上回到小厢房里，点起油灯，把白天学的东西记下来。他没有纸，就捡店里的旧包货纸，裁成巴掌大的小片，用炭条在上面写。写的歪歪扭扭，可他记得住。
他学东西快得很。温老板教一遍的账目，他第二遍就能自己算；教一遍的进货流程，他第三遍就能独立操办。温老板有时候在柜台后面打算盘，抬头看见张振勋正在麻利地给客人称米、收钱、找零，嘴里还夹着半生不熟的马来话跟客人打招呼，嘴角便不自觉地往上弯一弯。
三个月后的一个晚上，米店仓库的保管员跑来找温老板，说仓底有一批从暹罗进的大米长了霉点。那是两个月前进的货，当时验过是好的，不知道为什么就霉了。温老板去看了看，皱了皱眉——那批米少说有两百担，要是全坏了，损失不小。
张振勋也跟去了。他蹲下来抓了一把米放在鼻子底下闻了闻，又看了看仓库的墙角，站起来说：“掌柜的，是墙角那边渗水了。这季雨水大，墙根返潮，米又堆得密，闷着就发了霉。只要把发霉的挑出来晒一晒，剩下的还能用。“
他二话不说，卷起袖子就进了仓库，把那两百担米一袋一袋地搬出来，把霉变的分开，好的摊在院子里晾。干了一整夜，第二天早上，两百担米救回来了一百八十多担。霉变的那二十担，他单独收好。
又问清楚了是墙根渗水的问题，第二天就找了瓦匠来修墙。
温老板第二天清早起来，推开后门看见院子里铺了一片白花花的大米在晾晒，又看见张振勋靠在墙根底下睡着了，手里还攥着一把没筛完的米。
温老板站在门口看了很久，然后把张振勋叫醒了。
“往后你别干伙计的活了。你到账房里来。我教你记账。“
账房在店堂后面，一张八仙桌、一把椅子、两面墙的货架。货架上整整齐齐地码着账簿，从温老板祖父那辈开始，近百年的账目都在这里。
温老板教他的第一件事是看账本。那些账簿全是手写的，蝇头小楷，一笔一画规规矩矩。温老板翻开一本，指着上面的条目给他看：哪天进的什么货、多少担、单价几何、从谁手里进的、船运还是陆运、沿途的关税是多少——所有的细节都记得清清楚楚。
“做生意，最关键的就是记账。“温老板坐在对面的凳子上，手指点着纸面，“账目不清，就像人走路没有眼睛。你赚了赔了，心里没数，早晚要栽跟头。“
张振勋把这句话记在心上。他跟着温老板学记账，学算盘，学票据往来，学分寸厘毫之间怎么腾挪。温老板教得仔细，他学得更仔细。每晚回到小厢房，他还要把白天的功课重新誊一遍，用炭条在包货纸上写写算算，油灯常常亮到后半夜。
他还在学话。米店的客人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有说闽南话的、有说潮州话的、有说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