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他能做什么呢？
天亮的时候，货棚外面嘈杂起来。张振勋爬起身，揉了揉酸痛的脖子，走到棚外。码头上已经忙碌开了，挑夫们光着膀子扛货，从早到晚不停歇。他走到一个看起来像管事的汉子面前，问：“请问，这里招人干活吗？“
那汉子看了他一眼，操着浓重的潮州口音说：“扛包，一天三十文，管一顿午饭。干不干？“
“干。“
张振勋把包裹寄存在货棚角落的一个老挑夫那里，脱下破褂子，光着膀子扎进了扛包的队伍里。那汉子扔给他一条麻绳，让他把麻袋捆在背上，弯着腰从船上扛到岸上的仓库里。一麻袋盐少说也有百来斤，压在他十六岁的脊背上，像一座小山。第一天他扛了不到三十趟，肩膀就磨破了皮，血把麻袋都染红了。他没吭声，第二天继续扛。第三天，他已经能扛四十趟了。
晚上收工，他攥着当天挣的三十文铜钱，去街口买两个馒头，就着凉水咽下去，然后回到货棚里，裹着那件破褂子睡下。第二天一早又去码头，日复一日。
码头上的人开始认得他了。那个老挑夫姓刘，是个六十多岁的闽南人，在码头扛了四十年的包。他看张振勋年纪小却肯吃苦，便时不时照应他一下，告诉他哪家货主给钱爽快，哪个工头脾气好。
“后生，“有一回歇晌的时候，刘老伯坐在麻袋上抽旱烟，拿烟杆子指了指码头东边的一片区域，“那边，看见没有？“
张振勋顺着他指的方向望去。码头的东边围着一圈栅栏，栅栏后面搭着几排低矮的棚屋，棚屋外面的泥地上蹲着许多人，男男女女都有，穿得破破烂烂的，面容枯槁，眼神呆滞。他们头上扎着草标。
“那是什么？“张振勋问。
刘老伯吐了一口烟，声音低了下去：“猪仔。“
张振勋的心猛地一沉。他想起了茶亭老伯说的话。“猪仔“两个字，他之前只当是传闻，此刻亲眼看见，那些蹲在栅栏后面的人，瘦骨嶙峋，目光空洞，像一群被赶进了圈里的牲口。
“那些是……要被卖到南洋去的？“
“嗯。“刘老伯把烟杆在鞋底上磕了磕，“签了契，拿了钱，就上船。船到了那边，矿上、园子里，有的是活干。命好的熬几年，攒点钱赎身回来。命不好的——“他顿了顿，没再说下去。
张振勋看着那些蹲在栅栏后面的人，喉头一阵发紧。他想起自己身上那三块银元，还是父亲借来的。如果舅父肯收留他，他本不必走这条路。可现在，他只有扛包挣的几个铜板，别说养活家人，连自己都只能啃馒头度日。
他忽然站起来，朝那个方向走去。
“后生！“刘老伯在后面喊了一声，“你干什么去？“
张振勋没有回头。
他走到栅栏外面站住了。一个穿着短打、戴着瓜皮帽的中间人正蹲在棚屋门口嗑瓜子，见他走过来，打量了他一眼——虽然穿着破，但身上有肉，肩宽背直，是个好劳力——眼睛亮了亮。
“后生，找活干？“
张振勋看着他，说：“我想看看卖身契。“
那中间人嘿嘿一笑，从怀里摸出一张纸来。纸是印好的，上头密密麻麻的字，张振勋认出了其中几个——“南洋“、“自愿“、“生死由命“、“五载“。
中间人把纸递到他面前，又补了一句：“签了，给五块鹰洋。船后天就开。到了那边，干活管吃管住，五年满了，你想留想走，都随你。“
张振勋接过那张纸，低头看着。
五块鹰洋。够家里买多少粮食？够陈珏和娘吃多久？够弟弟妹妹们活过这个冬天吗？
他攥着那张纸，纸的边缘有些发黄，上面还沾着不知道是谁的手指印。这张纸上，不知道已经签了多少名字，那些人现在又在什么地方？是死是活？
他想起了父亲。他想起那天晚上趴在窗根底下偷听到的话：“南洋。“父亲的声音在黑暗里回荡，像一颗石子投进深井，溅起看不见的水花。
他又想起了陈珏。她站在村口那棵老榕树底下，雾绕在她身边，她没有哭，只是说：“我等你。“
张振勋抬起头，看着远处码头外面那片灰蓝色的海。他从来没有见过海。此刻，在那片灰蓝色的尽头，天与海连成一线，看不出界限。那就是南洋的方向，是父亲指给他看的“没有路的地方“。
他深吸一口气，把那张纸在膝盖上铺平了，弯下腰，就着中间人递过来的毛笔，一笔一画地写下了三个字——
张振勋。
他的字写得不算好看，但端端正正，每一笔都用足了力气。写完了，他搁下笔，直起腰来。
中间人拿起那张纸，看了看，满意地点了点头，从腰间摸出五块鹰洋来，哗啦一声搁在 木板上，用大拇指一推，推到张振勋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