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主的记忆如潮水般涌入脑海。他叫赵大柱，今年二十四岁，是赵家沟土生土长的农村青年，家中长子，底下还有一个弟弟——赵宝根，今年十九岁，是全家人的心头肉。赵家父母重男轻女，但更准确地说，是重"小"轻"大"。赵宝根是幺儿，从小说嘴含金，吃最好的、穿最新的、用最贵的。而赵大柱这个长子，从八岁起就开始干农活，十三岁跟着村里人去建筑工地搬砖，十七岁进工厂当学徒，每个月工资一大半都寄回家。
五年来，赵大柱省吃俭用，攒下的钱全给了家里——给弟弟交学费、给弟弟买新衣服、给弟弟盖新房、给弟弟说媳妇。而赵大柱自己呢？他穿的是工厂发的劳保服，吃的是食堂最便宜的饭菜，住的是四人一间的集体宿舍。今年二十四了，连个对象都没有——不是没人看上他，而是他所有的钱都给了家里，连请姑娘吃顿饭的钱都掏不出来。
按照原剧本，再过半年，赵宝根要在县城买房结婚，首付差八千块。赵家父母逼着赵大柱去借高利贷，赵大柱借了，利滚利欠下两万多。为了还债，他又去下煤窑，结果遇到塌方，双腿被砸断，瘫痪在床。而赵宝根呢？拿着赵大柱用命换来的钱，在县城买了房、娶了媳妇、开了店，日子过得红红火火。逢年过节回村，连看都不去看一眼瘫在床上的大哥。村里人问起来，他还"委屈"地说："我大哥非要下煤窑，我也劝过他，他不听……"
"好一个''''他不听''''。"苏砚辞冷笑一声，从床上坐起来。
今天是厂里发工资的日子。按照原剧本，赵大柱会留下十块钱生活费，剩下的全部寄回家。父母收到钱会打电话来，嫌少，骂他一顿，然后让他下个月再多寄点。但苏砚辞不打算寄了。
他从枕头底下翻出存折，看了一眼余额——三百二十块。这是赵大柱五年来所有的积蓄，本来还有更多，但大部分都寄回家了。他把存折收好，穿上衣服，走出宿舍。工厂在镇上，离老家一百多公里。苏砚辞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先去邮局把存折里的钱取了出来，然后去火车站，买了一张去省城的车票。他要彻底离开赵家沟，让那些只会吸血的人再也吸不到他半滴血。
火车缓缓启动，苏砚辞靠窗坐着，看着窗外倒退的田野和村庄。赵家沟，再见了。
苏砚辞到了南方沿海城市后，用那三百二十块钱租了一间八平米的隔间，白天跑批发市场看货，晚上在台灯下研究行情。他以前做过几世生意，看货的眼光比这个时代的大多数人都准。半个月后，他用剩下的钱进了第一批货——四十件的确良衬衫，摆地摊卖。头三天只卖出去七件，但到了第四天，有人看他摊子上的衬衫比商场便宜三块钱，一口气拿了二十件。
一个月后，他租了一个小档口，从摆摊升级到了批发。南方沿海城市的服装生意刚起步，到处都是机会，只要你敢干，就能挣到钱。苏砚辞每一步都走得扎实，他知道这个世界的周期和风口在哪，但他不急着跳，先把脚站稳。
站稳脚跟之后的第一件事，他给厂里写了封辞职信，又给家里寄了一封信。内容很简单：我去南方打工了，工作辞了，以后的钱我自己攒着，不再往家里寄了。随信附上的，是一张到付的包裹单——他把赵大柱宿舍里剩下的几件旧衣服和那本存折的空壳一并寄了回去，意思是：就这些了，以后不用再往这个地址写信了。
这封信寄出去之后，半个月没有回音。苏砚辞以为事情就这么过去了，直到一个周日傍晚，他收摊回出租屋时，远远看见巷子口蹲着两个人——灰扑扑的，缩成一团，像两只找不到窝的野狗。走近了才认出来，是赵老根和王桂兰。
王桂兰一看见他，连滚带爬地扑上来，一把抓住他的胳膊就开始嚎："大柱啊！你怎么这么狠心啊！你知不知道妈是怎么找到你的？你那个工友刘军，妈在他面前跪了整整一个下午，他才说了你去的城市。妈和你爸坐了三天三夜的硬座，腿都肿了，就是为了来找你啊！"
王桂兰嚎得整条巷子的人都探出头来看。苏砚辞站在原地，没有躲，也没有扶她，只是低头看着她抓着自己袖口的那双手——指甲缝里全是泥，手背上的皮肤皱得像老树皮。他忽然想起原主记忆里的一个画面：赵大柱八岁那年，第一次跟着王桂兰下地干活，挖了半垄地手上的皮就磨破了，王桂兰低头看了一眼说"回去涂点猪油"，然后转身就走了。
苏砚辞把那双手从自己袖口上拿开，动作不算重，但没有留任何余地。他侧过身，让开了门口的路，声音不高不低，但足够让整条巷子都听见："妈，你跪了刘军一个下午，坐了三天三夜的硬座来找我。你的腿肿了，但宝根在县城看中的那套房子还没买，对吧？"
王桂兰的哭声顿了一下。赵老根在旁边干咳了一声，低着头，一句话没说。
苏砚辞看着他们，又补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