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几天，根据地各大报纸都在头版刊登了合龙的消息和照片，详细介绍了工程的过程和意义。
全国各地的舆论一片赞扬之声，就连国统区的报纸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一项了不起的工程成就。
南方政府方面对此心情复杂。
他们原本希望在堵口工程中掌握主动权，甚至有人暗中盘算过利用堵口制造水患来阻滞根据地的发展。
但根据地方面将工程置于公开透明的国际监督之下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代表和美国顾问一直驻在工地，每天的工程进度都通过广播和报纸向外界公布使得任何暗中使坏的手段都无法施展。
合龙成功后，南方政府方面也不得不公开发表声明，对工程的成功表示祝贺。
整个花园口堵口工程，从四六年十一月正式开工到四七年一月五日合龙，用时不到两个月。
合龙之后，工程进入了后续的加固和收尾阶段。
坝体需要进一步加高培厚，背河一侧需要做防渗处理，引河需要疏浚，故道堤防需要继续加固。
这些工作又持续了将近两个月，到四七年三月初，全部工程宣告完成。
黄河水沿着故道滔滔东流，回到了它走了几千年的老路上。
黄泛区的积水开始消退。
那些被洪水浸泡了八年的土地，重新露出了水面。
虽然短期内还无法耕种，但至少有了恢复的希望。豫东和淮北的农民们站在田埂上，看着退去的洪水，许多人跪在地上，捧起一把湿润的泥土，泪流满面。
花园口堵口工程的成功，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黄泛区的消失，使双方之间失去了那道天然的军事屏障。
从此，根据地的部队可以更加自由地向南机动，而南方政府在中原地区的防线则面临着更加直接的威胁。
从这个意义上说，花园口的合龙，不仅是一次水利工程的胜利，也是根据地综合实力的一次全面展示。
第四百四十九章减少遗憾
1947年1月，横滨港。
一艘悬挂红旗的轮船靠岸。
码头上早有盟军最高司令部派来的车辆等候。
车上坐着一名美方联络官，见到来人后简短握手，没有多余的寒暄。
李正走下舷梯时，手里只拎着一只牛皮公文箱。
他身后跟着三名助手，每人肩上都扛着沉重的藤条箱。
箱子里装着的，是过去几个月里组织动员大量人员，从东北、华北和朝鲜各地整理出来的卷宗。
联络官看了一眼那些箱子，问了一句：“都是证据？”
“一部分。”李正说，“清单在箱盖内侧，中日英三语对照。”
车队的行驶路线避开了江户市区，直接驶向市谷高地盟军最高司令部所在地。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检察局就设在那里。
这不是李正第一次来江户。
上一次是1946年9月，他带着两千多件证据，他非常正式地提交给了法庭书记处，然后等待消息。
结果呢？
那些证据确实入了卷，也确实在庭审中被部分引用，但美方主导的检察局对其中涉及日军高层责任的部分采取了拖延和冷处理的态度。
几份关键的指向性证据被以“证据链需进一步核实”为由，推迟到后续庭次审理，然后就没有了下文。
法庭公开记录中对那些证据的引用也语焉不详，仿佛它们从未存在过。
李正回去之后，向根据地司法委员会做了详细汇报。
委员会讨论后得出的结论是：上一次的做法太“规矩”了。
在现有法庭框架下，证据的采纳和公开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方的意愿。
如果只是把材料递上去，等着法庭“秉公处理”，那么最关键的那部分罪行细菌战、人体实验、以及日军最高层的战争责任很可能被悄无声息地消化掉。
所以这一次，组织派出的不是一个孤零零的检察官，而是一个完整的代表团。
团长是李正，副团长是曾在东北负责日军战俘审讯工作的李慎之，另外还有三名精通国际法和日语、英语的研究人员，以及两名负责安保和勤务的工作人员。
整个代表团共七人，分工明确：李正负责对外交涉和法庭对接，李慎之负责证据的整理和核验，研究人员负责翻译和法务文书。
出发前，司法委员会给他们定了一条明确的方针：证据必须公开，不能关起门来消化。
要在法庭内外同时形成压力，让美方无法冷处理。
此刻，车队正驶过东京萧条的街道。
李正望着窗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