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直接送交道口仓库，市政工程三队明天开工修东直门那段下水道，正等着用。”
城市的脉搏，随着铁路的延伸和这些基本物资的注入，正在一点点变得有力。
尽管物资依然紧缺，生活依旧清苦，多数市民还是以粗粮窝头、咸菜度日，但饿死人的极端恐慌已经过去，混乱无序的抢购和治安恶化得到了遏制，一种基于劳动和定量分配的、粗糙但基本公平的新秩序正在建立。
街上不再有横冲直撞的日伪军车，警察的职责从欺压百姓变成了维持交通、防火防盗。
夜晚，有了断续的、因节约而昏暗的路灯。孩子们甚至能在一些清理出来的空地上玩耍。
然而，就在北平初步稳住阵脚之时，十一月刚刚光复的天津，正处在一个更加复杂和危险的新旧交替期。
天津的情况比北平更为棘手。
这座华北最大的工商业港口城市，近代以来华洋杂处，帮派林立，经济结构更为复杂。
日伪时期，其工业部分服务于军事，部分畸形繁荣，商业则与走私、投机紧密相连。
日军撤退和八路军迅速接管之间，存在一个短暂而混乱的权力真空期。
原有的社会控制系统瞬间崩塌，而新的秩序尚未建立。
于是，潜伏的国民党特务、溃散的伪军警、原有的青帮混混、投机奸商，与大量真正失业饥饿的工人市民交织在一起，局势如同一锅即将沸腾的滚油。
粮食！依然是压倒一切的问题。
在根据地严格控制下，天津的粮食供应，原本严重依赖江南和进口，此时海路断绝，陆路不通，仅靠周边乡村的征集，对于这座近两百万人口的大都市而言，简直是杯水车薪。
接收的日伪仓库中粮食寥寥无几，而投机商趁机大肆囤积，黑市粮价一日数涨，较北平更为骇人。
码头工人、纺织女工、黄包车夫……无数家庭在饥饿线上挣扎。
抢劫米店、哄抢配给点的骚乱，几乎每日都在不同街区上演。
工厂大部停工，商业几乎瘫痪，码头堆积着无法运出的货物，也缺乏卸货的粮食。
失业的工人和因通货膨胀而实际收入归零的店员、职员，成为社会最大的不稳定因素。
天津军管会面临着比北平初期更严峻、更紧迫的挑战。
饥饿的市民等不起漫长的秩序重建，动荡的局势随时可能酿成大祸。
北平的经验被紧急总结、简化，并派出了有经验的干部队伍支援天津。
快刀斩乱麻与精细手术相结合，成为天津治理初期的方针。
首先是以绝对武力为后盾的粮食突击。
军管会不再像北平初期那样按部就班地调查、登记，而是直接组织精锐武装工作队，在工人纠察队配合下，根据地下党提供的线索和市民举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同时查封了市内已知的十几家最大投机粮商的仓库、住宅。
动作之快，让投机商来不及转移藏匿。
查抄出的粮食数量远超预期，不仅有大米白面，还有大量玉米、豆类。
这些粮食，被立即运往各区设立的临时供应点开仓放粮，但不是无偿散发，而是以极低的价格定量售卖给持有户口证明的缺粮市民，特别是工人、贫民家庭。
同时，公开枪决了两名证据确凿、民愤极大的巨奸和粮霸。
此举如凉水泼入滚油，虽激起一阵刺响，但迅速压住了抢粮骚乱的势头，让最饥饿的人群看到了活下去的希望，初步树立了军管会敢动真格、有粮可发的权威。
其次是以工代赈的全面铺开与工业生产恢复的紧急干预。
借鉴北平经验，但规模更大、更急迫。
清理海河淤塞河道、修复被破坏的码头设施、拆除日军遗留的防御工事、抢修发电厂和水厂……无数个工程点同时开工，吸纳了数十万失业工人和城市贫民。
报酬同样是每日的救命粮。
与此同时，对关系国计民生的关键工厂，如发电厂、自来水厂、纱厂、面粉厂、铁路机修厂等，实行军事管制下的复工。
派遣军事代表，保护工厂设备，组织护厂队，千方百计筹集或调剂原料，如从冀中根据地调运棉花、从开滦协调煤炭。
哪怕只能恢复部分产能，也要让机器先转起来，让工人先有活干、有饭吃。
对于那些愿意开工但缺乏资金原料的私营中小企业，也提供类似北平的加工订货支持，但条件更为灵活，旨在以最快速度激活经济毛细血管。
金融攻势同样猛烈而直接。
宣布伪联银券作废的期限更短，兑换条件对普通市民更为宽松，而对大宗持有和商业往来的审查更为严厉，旨在快速、彻底地铲除伪币，同时将有限的边区票和银元注入最需要的底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