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棉花生产量不足，更多还是从关中进口。
“自己生产，价格稳定，不怕外面封锁涨价。你看，”他指了指柜台前的人，“同志们用边币就能买，很方便。”
包瑞德和谢伟思对视了一眼。
谢伟思在本子上记了点什么。
这个看似不起眼的食堂小柜台，以及这番简单的对话，透露出的信息比一份正式简报更生动：边区已经建立起一种自给自足的经济循环，哪怕是最基本的日用品也能自行生产，而且这一循环似乎取得了一定成效。
这种自产自销的景象，与国统区物资匮乏、价格飞涨、严重依赖外援和走私的情况形成了微妙对比。
“很实用。”包瑞德评论道，然后看似随意地追问，“那种货币，边币，它的价值稳定吗？和法币怎么兑换？”
黄华的笑容收敛了一些，变得稍微谨慎：“边币的价值主要是和粮食、布匹这些实物挂钩，尽力保持稳定。和法币的兑换……情况比较复杂，市场上有时有黑市价，但官方不鼓励。我们更希望同志们用边币在边区内部流通，购买我们自己的产品。”
实际上相对法币不断贬值，根据地的货币要稳定得多，特别是工业品生产越来越丰富，也使得边币的价值稳定。
货币的基础还是货。
用纸片可以稳定换来商品，它的价值就稳固。
对话自然地转向了边区的经济政策，黄华也适可而止地介绍了一些发展生产，保障供给的方针。
一顿饭的工夫，关于合作社、自产日用品、边币的零碎信息，就在这种观察-提问-解答的日常互动中，拼凑起来，变得具体可感了。
下午，接待组安排他们休息。
只是他们这些人哪里能在窑洞里安静下来，他们就想着去外面转转。
在他们的行程安排上，本来就没有太多的限制，他们愿意转转自然不无不可。
午后的阳光斜照在延河上，泛着粼粼的波光。
包瑞德、谢伟思和使团的其他几位成员，在黄华和另一位翻译陈家康的陪同下，离开了居住的窑洞院落，信步向延安城内走去。
他们没有乘坐交通工具，包瑞德说，这样能看到更多。
他们首先踏上的是一条相对宽阔的土路，路面被仔细地夯过，平整而结实，两旁挖有排水沟。
路上行人不少，有挑着担子的农民，有背着书包的学生，更多的是穿着灰色或蓝色制服、步履匆匆的干部和军人。
车马不多，偶尔有驮着货物的骡马队或一辆边区自制的胶轮大车经过。
让美国人印象深刻的是交通秩序：行人靠右，车马靠左，在几个十字路口，甚至有戴着袖标、手持红绿小旗的交通指挥员在维持，虽然装备简陋，但一丝不苟。
“这是我们最近才推行的规矩，”黄华指着路口那个认真的年轻人说，“城里人和车马多了，怕出乱子，就学了些管理的办法。”
道路两旁开始出现成排的房屋。大多是依山开挖的窑洞，但临街的一面多用青砖或土坯砌出了门脸，有些还开了窗户。
不少窑洞门口挂着牌子，上面用中文写着“边区银行南关分行”、“税务所”、“第一完小”、“民众合作社”等字样。
也有一些是新建的平房，砖木结构，虽然朴素，但门窗齐整。
几乎所有的墙壁上都刷着白灰，上面用黑色或红色的颜料写着大字标语。包瑞德让陈家康翻译了几条：“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加紧生产，支援前线”、“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字迹有力，在黄土背景的映衬下格外醒目。
“这些房子，很多是机关和学校，”黄华介绍道。
“以前这里大多是荒地或者破旧的民房。这几年，特别是最近一两年，边区政府和各单位自己动手，修建了不少。”
他们拐进一条更热闹的街道。
这里像是一个集市，但并非杂乱无章的摊贩聚集。
街道两侧是统一搭建的、带有遮雨棚的简易摊位，摊位后面大多连着同样简朴的店铺。
卖菜的、卖粮食的、卖布匹的、卖陶器瓦罐的、卖木器家具的、修理农具的……种类不少。
交易用的货币，主要是那种印着“华北人民银行”的边币，偶尔也能看到有人拿出法币或银元，但摊主似乎更乐意收边币，找零也多用边币。
在一个卖布匹和成衣的摊位前，谢伟思停下了脚步。
摊位上挂着的，主要是灰色、蓝色和土黄色的粗布，也有少量颜色稍鲜亮些的细布。
他摸了摸一块灰布，手感厚实但略显粗糙。“这也是边区自己织的？”他问。
黄华给他翻译。
“大部分是，”摊主是个中年妇女，见有外国人问，有些腼腆，但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