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是悬在每个人头顶的利剑。剧毒氯气和易燃易爆的氢气，让工作组制定了极其严格的操作规程。
简易防毒面具和警示标志准备就绪。
一个半月过去，河谷中立起了几座低矮坚固的砖石厂房，主要反应池、储槽地基完成，电解槽在核心车间里初具雏形。
蒸汽锅炉就位，烟囱正在砌筑。一条从附近小溪引水的明渠正在挖掘，但与之配套的、未来用于化盐和盐水精制的池槽，还在等待。
进展可见，但距离流出第一滴烧碱、产出第一包漂白粉，还有大量工作。而这一切，都绕不开那个最根本的问题：盐。
工厂的建设，与盐的命运，紧密地捆绑在了一起。
这是一个建立在战略谋划之上的工程，每一步都踏在现实的刀刃上。苦涩的盐，将成为消毒的粉、蚀刻的碱、清洗的酸，但这第一步，迈得异常沉重。
就在X光机成功显影、氯碱工厂在等待中夯实地基的同时，另一项更为隐秘、也更为长远的工作，在太行山深处另一个毫不起眼的小村庄悄然启动。
代号“青苗”。
孙仪之部长亲自挑选了七名学员：四名来自卫生学校，化学和生物课成绩优异；
两名来自前线医疗队，有丰富的创伤护理经验和极强的责任心；
还有一名是原北平某教会医院化验室的练习生，因战争流亡到根据地。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年轻、有一定文化基础、心思缜密、守口如瓶。
“青苗”小组的驻地，是村尾一处独立的、带有围墙的废弃小院，对外称是卫生部下属的“特殊药材培植研究点”。
组长由那位有过化验室经验的青年担任。
最初一个半月，他们的任务与任何生产或研制无关，只有两个字：学习。
学习资料，是地下组织收集来的几本破旧的英文微生物学、真菌学基础书籍和杂志，以及公义铁匠铺提供的一份极为详尽的《霉菌分离培养与初步观察操作指南（简易版）》。
后者用图文并茂的方式，详细讲解了如何制作简单的马铃薯葡萄糖培养基、如何用蒸笼进行器皿灭菌、如何用酒精灯和玻璃棒进行接种操作、如何在显微镜下观察霉菌形态。
设备是两台公义铁匠铺制造出来的高倍单目显微镜；恒温箱；一堆想办法从外面搞来的形状不一的试管、培养皿、烧杯；还有酒精灯、接种环、棉塞、纱布、棉花等耗材。
他们的日常，就是在组长的带领下，磕磕绊绊地阅读、翻译那些英文术语，学习使用显微镜，练习用高压锅和蒸笼给器皿灭菌，一遍遍重复无菌操作动作，哪怕只是将煮过的琼脂倒入培养皿。
他们收集一切可能发霉的东西：腐烂的水果、蔬菜、馒头、土块、甚至空气中沉降的灰尘，尝试分离出单一的霉菌菌落，在显微镜下观察那奇形怪状、色彩各异的菌丝和孢子。
进展缓慢，错误百出。培养基污染是家常便饭，费尽心力分离出的菌落不知为何就死了，显微镜下的世界陌生而令人困惑。
沮丧时常笼罩这个小小院落。
但他们牢记孙部长的交代：“你们现在的任务，不是做出药，而是成为最熟悉霉菌的人。把基础打牢，把操作练成本能。”
与此同时，另一条线上，一个意外而关键的人物，正穿越封锁线，向根据地走来。
理查德傅莱，一位来自奥地利的年轻医生，因反抗纳粹而流亡，最终来到中国。
历史在这里发生了微妙的偏移：他在北平一家外国教会医院工作的同时，更深切地关注着中国的抗战。
当他从秘密渠道得知，装备低劣的八路军竟然在晋冀豫根据地成建制歼灭日军精锐的第三十五师团时，内心的震撼和敬佩无以复加。
他开始主动接触进步学生，阅读被禁的书籍，思想的左倾日益明显。
他工作的医院里，药品和纱布时常不翼而飞。
起初他以为是贪腐或管理不善，直到一次夜班，他撞见一名平时沉默寡言的中国女护士，正将几瓶磺胺和大量绷带偷偷塞进自己的背包。
在他严厉的质问下，女护士流泪坦白，东西是送给城外山里的人的，他们缺医少药，很多伤员只是因为感染就死去。
傅莱没有声张。
几天后，他找到那名护士，用生硬的中文低声说：“我知道山里的人。我也想去，我能帮忙。我是医生。”
经过谨慎的考察和联系，在北平地下党的周密安排下，1939年深秋，傅莱借口野外考察，躲过了日军的盘查，在地下交通员的引领下，穿越重重封锁，终于进入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晋察冀司令员接见了他，为他的国际主义精神所感动，并根据他德文姓氏“Frey”（意为“自由”）的发音，为他取了一个中文名字：傅莱。
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