缴获物资极为丰厚：九四式75毫米山炮5门、四一式山炮4门，九二式步兵炮11门，各式迫击炮20余门，重机枪30余挺，轻机枪120余挺，步枪、手枪、掷弹筒四千余件，各类弹药、被服、医疗用品、骡马、粮秣无数。
最珍贵的战利品是缴获日军密码本及大量作战文件，为谛听系统的持续高效运作和后续情报斗争提供了无可估量的支持。
晋东南根据地不仅收复了襄垣、厩亭、西营等所有被日军侵占的城镇，更将控制区域向外大大扩展，兵锋直逼正太、同蒲铁路线。
八路军自身虽也有相当伤亡，但部队经历了大规模运动战、歼灭战的锤炼，士气高昂，装备得到极大改善，战斗力再上一个台阶。
几乎就在晋东南硝烟未散之时，9月至10月间，在南方战场，日军第十一军集中十余万兵力，向湖南长沙发动了大规模进攻，即第一次长沙会战。
中国第九战区部队顽强抵抗，利用地形节节阻击，并适时反击。
至10月上旬，日军在损失两万余人后，被迫撤回原有阵地，会战以日军未能达成战略目的而告终。
“南北两场大战，鬼子都碰得头破血流啊！”左参将这份情报连同晋东南战报一并呈送时，难掩振奋。
老总仔细阅读着，非常确定地说，“这说明鬼子想速战速决、逼降中国的算盘，越来越打不响了。他们在晋东南的失败，不是孤立的。这会让东京大本营，让他们的中国派遣军司令部，更加焦头烂额。”
果不其然，谛听后续破译的电文和公开情报渠道信息显示，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和第一军司令官筱义男，因“C号作战”的惨败和损兵折将，遭到了东京大本营和中国派遣军的严厉斥责。
多田骏试图辩解，将失败归咎于“八路军战力超乎预估”及“山西地形极端不利”，但显然无法平息上峰的怒火。
更雪上加霜的是，原本计划于1939年10月开始、持续到1940年3月的所谓“第三期治安肃正作战”，其核心构想通过修建大量据点、碉堡，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据点为锁，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实施“囚笼政策”，进行严密封锁和逐步压缩此刻却因兵力空前捉襟见肘而面临难以推行的窘境。
实际历史上日军通过这三期治安肃正作战，把大根据地已经基本分割成相对狭小的根据地。
逼得八路军不得不进行破袭战这一违反游击战术的战斗，以打破囚笼。
八路军将大量部队囤于坚固堡垒之下，又缺乏攻坚能力，因此遭受极大损失。
现在来看晋冀豫八路军已经具备攻坚能力，这样一来，包围晋冀豫根据地的三条铁路，同蒲铁路南段、正太铁路、平汉铁路石门至豫北段，已经完全失效。
多田骏原先的算盘是，先集中优势兵力扫荡并解决被视为心腹大患的晋东南八路军总部及129师主力，然后再将得胜之师分散调往华北各地，推行其“囚笼”和“治安肃正”计划。
然而现实是，晋东南的八路军不仅未被解决，反而在吃掉他大量部队后变得更加强大、更难对付。
为了阻止八路军趁胜向外线扩张，山西第一军非但不能从山西抽调兵力支援别处，反而迫切需要增兵，以稳住晋中、晋南的阵脚，特别是加强同蒲路南段和正太路的守备。
这引发了连锁反应。
山东、河北等地的兵力此前被大量抽调至山西作战，导致那些地区日军守备力量薄弱，八路军各根据地趁机大举出击，攻城略地，破坏交通，使得华北日军的“治安”状况急剧恶化。
为了扑灭各地的烽火，多田骏手中本已匮乏的机动兵力更显不足。
尤其是从石门到邯郸的平汉铁路线段，直接面对晋冀豫（太行）根据地的东侧，必须增强兵力，防止已经壮大起来的八路军129师主力越过太行山，向河北平原出击。
如此一来，可用于其他方向，特别是用于推行“囚笼政策”、修建据点碉堡的兵力，就几乎被挤压殆尽。
“囚笼”尚未完全编织，其赖以支撑的“柱子”（兵力）就已经摇摇欲坠。
而八路军，显然不会给敌人喘息和重新部署的机会。
在八路军总部的统一战略指导下，携大胜之威、装备士气皆处于高点的129师各部，在经过短暂休整后，果断跳出太行山，将战火引向外线。
十月中下旬至十一月，八路军129师主力一部，在地方武装配合下，对同蒲铁路南段（祁县至临汾段）、正太铁路（平定至榆次段）以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