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看海，是看人修船。
三号修船坞里架着一条四十吨的拖网渔船，船底朝上，露出被藤壶啃得坑坑洼洼的船板。
两个工人蹲在船底下，拿凿子往下铲藤壶，铲下来的碎壳堆了一地，混着铁锈和海藻，太阳一晒，腥得呛人。
江海平就蹲在坞边上看。从下午两点看到五点，看到其中一个工人直起腰骂了句“他娘的腰断了”，看到另一个工人把凿子一扔说“不干了不干了这点工钱不够买膏药的”，看到工头过来递烟说好话，把人又哄回去继续干。
他看了一下午，什么都没说。
直到工头老龚走过来，一屁股坐到他旁边。
“小江厂长，你看什么呢？”
“看他们铲藤壶。”
“藤壶有什么好看的？”
“我在想，有没有快一点的办法。”
老龚笑了，掏出皱巴巴的烟盒，抽出一根递过来。江海平接了，没点，别在耳朵上。
“藤壶这东西，铲了几十年了，从日本人占着船厂那会儿就这么铲。”老龚自己点上，深吸一口，“你爷爷修船那会儿这么铲，你爸管船厂那会儿这么铲，到了你这辈，还是这么铲。快不了。”
“为什么快不了？”
“因为船是铁的，藤壶是钙的，钙长在铁上，比焊上去还结实。高压水枪冲不掉，钢刷子刷不干净，只能用凿子一下一下铲。一条船铲三天，三个人，九十个工。”
江海平没再问了。
他不是觉得铲藤壶慢，他是在想：全滨海几千条渔船，每年休渔期都要铲藤壶、除锈、刷漆。光这一项，就是多大的活。
但没人干。
船厂的修船坞常年空着一半，不是没船修，是渔民修不起。进一次坞，光上排费就好几百，加之工时材料，随便修修就是小几千。大部分渔民宁可自己蹲在滩涂上拿凿子铲，也不肯进厂。
带病出海，带病出海。
这四个字，江海平从小听到大。
“平哥！”
身后有人喊。
江海平回头，看见车间调度老孙领着一个人走过来。
准确地说，是领着一个姑娘。
姑娘大概十七八岁，晒得很黑，两条麻花辫搭在肩膀上，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底碎花衬衫。脚上是一双黑布鞋，大了半号，走路的时候脚跟往外撇。
她低着头，不敢看人。手里攥着一个花布包袱，攥得太紧，指节泛青了。
“这姑娘找你，在厂门口等了一下午。”老孙说，“我问她什么事，她不肯说，就说找你。我说你在忙，她就蹲在门口等。太阳那么毒，蹲了三个钟头。”
江海平站起来。
他认出来了。
“林秀娥？”
姑娘抬起头。
江海平看见她的脸。晒得通红，嘴唇干裂起皮，额头上全是汗。但眼睛很亮，黑白分明，像码头边涨潮时漫上来的海水。
“平哥。”她的声音很轻，像怕吵到谁，“我来找你借点东西。”
老孙识趣地走了。
江海平看着她。
他们有四五年没见了。初中毕业后，他进了船厂职工大学，她回了月亮岛。中间只见过一次，是前年春节，她跟着她爸来船厂送鱼，在厂门口碰见，打了个招呼就走了。
“什么事？”
林秀娥攥了攥包袱。
“我爸的船沉了。”
她说得很慢，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蹦。
“上个月出海，在舟山外面被一条货轮撞了。人捞上来了，船没了。那条船是贷款买的，欠信用社八万块。我妈说把我嫁给镇上的鱼贩子，人家愿意出两万彩礼。我不想去。”
她说完，低下头，看着自己那双大了半号的布鞋。
江海平沉默了几秒。
“你爸人呢？”
“在家。腿被船板夹了，走路瘸。我妈不让他出门，怕被信用社的人看见。”
“去医院了吗？”
“没。”
“为什么？”
林秀娥没回答。
江海平也不需要她回答。他知道为什么。
八万块的债，一条瘸腿，四个孩子，一个要嫁出去抵债的女儿。这种家庭，去什么医院。
“你等我一下。”
江海平转身走进修船坞。
老龚正蹲在船底下抽烟。江海平走过去，蹲下来。
“龚叔，跟您打听个事。”
“说。”
“一条270马力的钢壳拖网渔船，右舷撞了个洞，主机进水，齿轮箱二轴断了。修好得多少钱？”
老龚把烟从嘴里拿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