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刀。”
没有人说话。他们从腰间拔出刺刀，装在枪口上。金属碰撞的声音，在寂静的山坡上格外清脆。中士转过头，看了每一个人一眼。他记住了他们的脸。也许是因为他知道，有些人他再也看不到了。
中士冲在最前面。不是因为他勇敢，是因为他不敢想。冲上去，也许活；不冲，等死。他不敢想的事情太多了——想家里等着他的母亲，想出发前写的信还在口袋里没寄出去，想昨天还跟他一起抽烟的战友已经躺在担架上被抬走了。他不敢想。他只能跑。
意军的机枪响了。两个人倒下。其他人没有停。机枪又响了，又倒下几个。但距离已经近了，近到能看见意军机枪手的脸。那是一张年轻的脸，可能还不到二十岁。他的眼睛里有恐惧，也有绝望。他也想回家。
中士举起枪，刺刀扎进了机枪手的胸膛。
不是他多想，是没时间想了。刺刀进去的那一刻，他能感觉到那人的身体在颤抖。然后他把枪拔出来，继续往前冲。
意军阵地崩溃了。
那些守在山顶的意大利人，弹药也快尽了。有人打光了最后一发子弹，有人连枪都摔坏了。他们开始往下撤，先是一个两个，然后一群两群，最后所有人都跑了。有人扔掉枪，有人扔掉头盔，有人跪在地上举着双手。没有人回头。他们只想活着下山。
英军冲上山头的时候，没有人欢呼。
中士瘫坐在地上，看着满地的尸体。有人哭，有人笑，有人从碎石中抬出战友的遗体，有人跪在地上，一动不动。中士没有哭，也没有笑。他看着自己的手，手上全是血。不是他的。他不知道自己杀了多少人，也不想数。
德军观察员在山对面的意军阵地上，用望远镜一直看着。
他是从柏林派来的，上校军衔，任务不是打仗，是看。看英国人还能不能打。从英属索马里撤退开始，他就一直在看。他看过英军有序撤退，看过意军呆板推进，看过双方在山岭之间反复拉锯。
他放下望远镜，沉默了很久。
然后他在本子上写下一行字：“英国人赢了。不是因为运气，是因为他们有刺刀见红的勇气。”
1941年4月6日，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
英军进入亚的斯亚贝巴。意属东非的政治中心失守。意大利人在那里统治了五年，建了办公楼、修了马路、种了棕榈树。现在，一切都结束了。街上的居民站在路边，看着英军的坦克开过，有人举着英国国旗，有人举着埃塞俄比亚的绿黄红旗。一个小男孩追着坦克跑，笑得像过年。
1941年5月5日，亚的斯亚贝巴。
海尔·塞拉西皇帝在英军护送下回到亚的斯亚贝巴。
他在城门口停了一下，看着这座被意大利人占领了五年的城市。他的头发比五年前白了很多，脸上的皱纹也多了很多。但他的腰板还是直的。
他走进去。没有演讲，没有宣言，只是走进去。脚步很慢，每一步都像是踩在五年的记忆上。
一个英军军官站在他身边。皇帝转过头，看着那个军官。
“告诉你们的首相，”他说，“埃塞俄比亚不会忘记。”
这句话很轻，但那个军官听得很清楚。不是“英国不会忘记埃塞俄比亚”，是“埃塞俄比亚不会忘记英国”。主语换了，意思就全变了。
哈利法克斯在伦敦收到电报。他对文西塔特说：“告诉坎宁安——把缴获的意大利武器分一批给皇帝的人。让他们自己去收尾。”
“不等打完再走？”文西塔特问。
“不等。”哈利法克斯说。他走到窗前，看着窗外灰蒙蒙的天色。“皇帝需要武器，也需要面子。给他武器，给他面子。埃塞俄比亚就是我们的盟友。将来也许用得上。”
文西塔特愣了一下。“皇帝的人能去别的地方跟我们并肩作战？”
“不知道。”哈利法克斯说。“但结个善缘，总是好的。山不转水转，谁知道以后的事。”
1941年5月中旬，伦敦，唐宁街10号。
艾登推门进来，手里拿着战报。
“东非最后一股意军投降了。奥斯塔公爵率约七千人在安巴阿拉吉放下武器。”
哈利法克斯接过战报，看了一遍，放下。
“部队表现怎么样？”
“南非师打得不错，殖民部队也还行。”艾登停了一下。“但那些埃塞俄比亚人，打得最凶。熟悉丛林，擅长游击，不怕死。在克伦，冲在最前面的就是他们。”
哈利法克斯没有说话。他想起张明的记忆里，埃塞俄比亚人在二战中确实表现出色。那些人熟悉丛林、善于游击、不怕死。将来在亚洲，也许用得上。
“记着。”他说。“给皇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