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的第四段写道："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事，就是以我们自己的方式复制那篇文章所做的事——把那些我们各自收藏起来的碎片放在同一个平面上，让它们彼此靠近，看看它们能够拼成什么形状。我们一共收集了三十七份个人陈述，来自三十七位三十岁以下的开发区工作人员，其中有二十二位女性，十五位男性。这些陈述已经被我们匿名化处理，没有保留任何可以追溯到具体个人的信息，但每一份都是真实的，是在相互信任的前提下自愿提供的。我们正在把这些陈述整理成一个文件，准备提交给省纪委监委。如果我们的工作能够为正在进行的调查提供任何一点补充视角，那就是我们写下这封信的全部意义所在。"
信的末尾写道："我们选择在这个时候说这些话，是因为我们看到工人站出来了，企业家站出来了。如果我们再不说话，那我们将来面对更年轻的一批人时，就不知道该怎么告诉他们''''别怕''''了。这封信不需要署名。如果你认出这封信来自某个具体的人，请你不要追问。我们只需要这封信被读到。谢谢你读到这里。"
杭慧把信纸放回信封里，收好，在桌边坐了片刻。窗外的光线正在午后的时段缓慢地向西移动，在地板上留下了一道正在逐渐拉长的亮痕。那些字正在从不同的方向涌来——工人的、企业家的、年轻公务员的——像一列正在从不同支流汇入主河道的细流正在沿着各自的坡度向前移动。年轻公务员的信与老工人的联名信不同，与企业家们的公开信也不同。它没有用"作证"的语言，没有用"呼吁"的语气，它用的是"我们正在把自己放进去"的方式。那些年轻人没有在指认任何人，他们在指认那条走廊本身。而那条走廊的真实性，正是以足够多的人声称自己走过同一条路来证明的。
杭慧拿起手机，通过加密通讯给方处长发了一条消息："今天收到了一份来自开发区年轻公务员群体的材料，以匿名信形式送达。信中提到该群体已收集三十七份个人陈述，内容涉及工作中经历的各类隐形压力与不当行为，陈述已匿名化处理，计划整理后提交给省纪委监委。这封信的措辞方式与前两份不同，它不是在指认具体的人和事，而是在描述一类普遍存在的运行模式。如果调查组希望获取这份材料的副本，我可以在适当时候提供。请告知是否需要。"
方处长的回复在傍晚六点抵达："请保留好原件。三十七份陈述的量级非常可观，即使已做匿名化处理，它们所反映的模式性特征本身就具有统计意义上的信度。调查组目前需要这一类结构性证据来补充个案线索之间的空白。如果你方便，可以把信件的部分内容以摘要形式发送给我，不需要全文，关键是让调查组能够评估这三十七份陈述所涵盖的范围和类型。那些年轻人愿意以这种方式站出来，本身已经构成了一种信号。"
晚上八点，杭慧坐在桌边，打开笔记本电脑，新建了一个空白文档。她花了大约四十分钟的时间，把那封信的核心内容整理成了一份摘要，逐段提取了关键信息点，保留了信中关于"隐形走廊"的定义和那三十七份陈述的大致范围描述，隐去了所有可能被追溯至具体个人的细节，然后将摘要通过加密通讯发送给了方处长。发送完后，她关掉了笔记本电脑，站起来走到窗边。窗外的路灯已经亮起，在柏油路面上形成一排间隔均匀的亮斑。那道光正在穿过一扇又一扇新打开的门，正在进入她从未计算过的更广阔的空间。她确认那道门仍然开着，确认那道缝隙还在继续扩展，然后把窗帘拉上，在安静的安全屋里坐到夜色完全沉落。
十月三日，国庆假期的第三天。早晨，杭慧在手机上看到一条消息，来自管委会办公室秘书刘萍的私人账号，是一条转发链接，标题是"一个普通开发区基层工作人员的日记"。她点开链接，看到那是一个新注册的公众号，只有一篇文章，发布时间是凌晨两点十七分。文章的正文以第一人称叙述，没有署名，没有单位，没有确切的地名标注，但细节的精度让人无法把它归入虚构文学的范畴。那篇日记体的文章描述了一位年轻公务员在开发区工作的三年里经历的几次"隐性接触"——三次被约到非办公场所的谈话、两次收到了不适当内容的消息、一次在出差途中被安排到不合适的房间楼层。文章语气克制，没有使用任何情绪化的词汇，只是在陈述时间、地点、人物关系、发生的事、以及后来当事人的回应方式。结尾写道："我今天写这些，不是要把谁放在审判席上，是想让那些还在犹豫要不要说出来的人知道，如果一个人正在把她的沉默从一件私事变成一种可以共享的经验，那么另一道缝隙就已经被打开了。我们的任务不是把所有光线都从那条缝隙里挤进来，我们只需要让那条缝隙不被重新堵上。"
杭慧读完那篇文章，在评论区里看到已经有一百多条留言。有人在说"我也有类似的经历"，有人在转发时加了"这就是我熟悉的那个走廊"。有人在说"这篇日记的风格和之前那三篇文章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