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回到了原点。

    也许不是自然现象。

    沃纳从会场出来的时候，日内瓦又下雪了。他站在楼门口，雪落在头发上、肩膀上。他掏出烟，点了一根。手有点抖，不是冷，不是病，是脑子里那个念头又冒出来了——这一次，它不敲了。它直接蹲在门口，不走了。

    接下来的几天，沃纳开始写第二份报告。

    不是给CERN的，是给他自己的。他不再试图解释数据异常的原因，转而写一种更底层的东西。他从量子力学的基本概念出发，重新思考“测量”和“规律”的定义，写了好几页关于贝尔不等式、隐变量理论、多维空间和观测者维度的关系。他甚至重新翻出上世纪五十年代一些冷门哲学论文，那帮人讨论过“人类认知极限”的可能性，但当时没人当回事——一个连实验都无法设计的猜想，在物理学界等于废话。

    现在这些废话突然不废了。

    圣诞节前夜，下午六点。沃纳把第二份报告的最后一页写完。他把铅笔放下，把那沓纸整齐码好，放进一个牛皮纸信封，信封上写了他妻子的名字。然后他另抽了一张A4纸，拿钢笔写了一封留给家人的短信。只有一行字：“我去查找上帝，问问他为什么把骰子掷得如此随意。”

    他把字条跟信封搁一块儿，压在绿台灯的下面。

    然后他站起来，穿上挂在门后的呢子大衣，戴好围巾，推开办公室的门。走廊里还是那几盏灯，隔一盏亮一盏。他的皮鞋踩在塑料地板上，脚步声不大，但很脆，一下一下的，跟有人在远处敲钉子。

    他上到顶层——CERN主楼最高就七层。顶层有个天文台，不是真的天文台，是一个带穹顶的观测室，放了一台老式折射望远镜。二战前的东西，早就不用了。穹顶的锁是坏的，一推就开。他推开门，走到外面——外面是楼顶天台。

    天台上积了雪，不算厚，一脚踩下去刚好没过鞋底。雪还在下，不大，细盐似的往下筛。他从天台边沿往外看——日内瓦的夜安安静静，远处湖面的灯闪了几下。圣诞夜，该回家的人早回去了。不回家的，也在某盏灯底下坐着，等着雪停。他把眼镜摘下来，挂在栏杆上。风吹过来，眼镜腿轻轻晃了两下。然后他翻过栏杆，一跃而下。

    八点刚过，保安在楼下发现了尸体。雪地上砸出一个不深不浅的坑，周围溅开的血很快被新雪盖住了。保安跑回门房报了警，又打给值班主管，主管一听名字，电话差点掉地上。

    值班主管把电话打给施密特。施密特正在家里，圣诞树刚挂好，孙子抱着一只玩具熊在地上爬。他听了几句，身子往后一靠，把眼镜摘了。

    “封锁现场，”他说，“什么都不要动。他的办公室——尤其什么都不要动。”

    施密特到的时候，沃纳办公室的灯还亮着。绿台灯底下压着那个牛皮纸信封和一封短信。施密特把信看了一遍，把报告翻了前几页，翻到结论那一页——那里写着最后一段话：“观测到的现象，以人类现有知识框架，无法用任何自然或人为干扰解释。这暗示，要么我们的宇宙在最基础层面是非决定论的，远超量子力学范畴，要么存在一种我们无法理解的、有意为之的操控力量。”

    施密特把报告合上，在沃纳的椅子上坐了很久。椅子还是温的。

    消息传开的速度比想象中快。虽然CERN高层下令封锁报告内容，但“沃纳死了”这件事本身是封不住的。圣诞节当天，物理圈几个邮件列表就有人发了悼念。悼念写得很短，措辞很谨慎——“深感悲痛”“巨大损失”。“自杀”两个字没人提，但所有人都猜到了。

    十二月二十六号，CERN内部发了一份备忘录。抬头是全。他的研究报告由专门委员会处理。在此期间，请勿对外讨论相关细节。请尊重逝者及家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