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我们是自由的灯塔。因为‘星门’计划——我们迈向火星的伟大征程——已经向宇宙宣告：人类准备好了。我们是探路者，他们是回应者。”
大屏幕切换到宣传片。这次更夸张——一枚比上次更大的火箭，载着八个航天员，男女各半，肤色齐全，跟联合国合影似的。火箭飞向火星，降落，舱门打开，航天员走出来。背景音乐是国歌的变奏版，弦乐铺底，管乐往上顶，听得人后脖梗子发麻。
然后画面定格。
人群彻底疯了。
没有人注意到宣传片里一个镜头都没提外星信号的具体内容。没有质数串行，没有斐波那契，没有元素周期表，没有那封被鲲鹏扒出来的“附录”。更没有索科洛夫。星条国的媒体把信号包装成了一份“问候”，一份“邀请”，一份“上帝对自由世界的眷顾”。至于信号里那些冷冰冰的、像守林人翻帐本一样的东西——没人提。不是不知道。是不想说。
大统领的讲话还在继续。他说到了“国际外星信号应对委员会”，说到了“自由世界的领导责任”，说到了“山巅之城”。最后，他举起右手，竖起一根手指。
“让我们迈入新千年。让我们迈向火星。让我们——代表全人类，回应星空的召唤。”
时代广场的倒计时开始了。
十。九。八。
一百多万人一起喊。声音大到什么程度？后来有人查了地震台的记录，那几秒，曼哈顿的地表振幅相当于一场二级地震。
三。二。一。
千禧年到了。
彩带从楼顶倾泻下来，烟花在哈德逊河上炸开，红的绿的黄的紫的，把夜空烧成了白昼。大屏幕上，大统领的笑脸定格了足足十五秒。底下的人抱在一起，哭的笑的跳的，有人把香槟摇了往人群里喷，有人跪在地上祈祷，有人掏出手机打电话——虽然那时候的手机跟砖头似的，信号还断断续续，但挡不住。
整个世界，至少在镜头里，是狂欢的。
莫斯科。
红场上的雪积了半尺厚。
庆典也有。但跟纽约比，像办丧事的人家硬摆了一桌酒。几个大喇叭挂在克里姆林宫的墙上，放着进行曲，声音被风撕成一条一条的。广场上稀稀拉拉站了几百号人，裹着厚棉袄，缩着脖子，嘴里哈出的白气比脸上的表情多。台上的主持人喊了一声“新年快乐”，底下有人应，但应得有气无力，跟被抽了脊梁骨似的。
路灯昏黄。红场边上的国营商店橱窗里，摆着几盒罐头和一瓶伏特加，标价签上的零比罐头里的肉多。面包店门口排着队，队伍不长，但每个人脸上都是那种等惯了、不指望了的麻木。
外星信号？听说了。报纸上登了，电视里播了十五秒。但关我什么事？信号能当面包吃？能当暖气烧？一个穿着旧军大衣的老头从队伍里探出半个身子，往地上啐了一口。“天上有邻居？好啊。让他们下来帮我排队。”
旁边的人笑了。笑声很短，跟哈气一样，一出口就冻散了。
没有人知道索科洛夫。没有人知道他躺在黑海边上某个不知名的停尸房里，手里攥着一只空伏特加瓶子，指甲缝里全是泥。没有人知道他发了两次信号，第一次告状，第二次补材料，第二次发完天线彻底烧了，他从屋里跑出来，站在院子里，看着那个歪脖子锅盖往下掉铁锈。风很大，黑海方向来的。他突然想明白了一件事。
他们不是救主。
他的告状，是把龙国的名字，写到一张他不知道内容的考卷上。
然后他死了。怎么死的，不知道。克格勃的报告上写的是“心脏骤停”，盖了三个红章。文档加了三道锁，原件封存在地下室的铁柜里，没有克格勃头子的当面签字，任何人不得调阅。包括上面的人。
红场上，烟花开了一发。就一发。升上去，炸开，灭了。象有人划了根火柴，晃了一下，又吹了。
风继续吹。雪继续下。
渤海。地下会议室。
没有烟花。没有倒计时。墙上连个挂钟都没有——后来有人看了一眼手表，才知道千禧年已经过了。
会议室不大，长方形，中间摆一张老式会议桌，漆面磨得发亮，边角磕掉了几块。桌上没有鲜花，没有名牌，只有一排搪瓷缸子——白的，印着“烛龙”俩红字。钱深送的，人手一个。缸子里泡着高碎，茶叶占了一半，热汽袅袅往上飘，跟香火似的。
围着桌子坐了不到二十个人。
老首长坐在顶头。背后墙上挂着一幅地图——不是世界地图，是星空图。半人马座方向被”。字是林舟写的，用钢笔，一笔一划，跟小学生描红似的。
老首长左边是孙老，右边是钱深。钱深头发又白了一层，白大褂换成了棉袄，袖口磨得发亮，扣子还是系错了一颗。他面前摆着一沓数据——烛龙的最新进展。对面坐着周老太太，布兜搁在膝盖上，兜里鼓鼓囊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