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兰辞一夜没怎么睡。他半靠在床边的旧藤椅上，手边摊著几本从巴黎带回来的法文原著，书页却没怎么翻动过。他的目光落在母亲消瘦的侧脸上，看著她因为每一次呼吸而微微起伏的胸口，听著她断断续续的咳嗽声，眉心拧成了一个解不开的结。
天刚蒙蒙亮，景夫人就醒了。她睁开眼，看见儿子坐在床边，先是愣了一下，隨即弯起唇角露出一个虚弱却温柔的笑：“辞儿，你怎么起这么早？在椅子上坐了一夜？腰不疼吗？”
“没有，我也刚醒。”景兰辞把书合上放在一旁，起身走到床边，自然地握住母亲的手，“妈，今天我们去医院看看。”
景夫人的笑容僵了一瞬，隨即摇了摇头，声音里带著一种倔强的轻描淡写：“老毛病了，吃什么药都不管用，白花那个钱做什么。周妈给我熬点枇杷水，润一润就好了。”
“妈。”景兰辞的声音里带著不容置疑的坚定，“我已经联繫好了法租界公济医院的医生，约了今天上午的號。车我都叫好了，九点钟在楼下等著。”
景夫人抬起头，看著儿子的眼睛，还想说些什么，却被一阵剧烈的咳嗽堵了回去。她偏过头，用手帕捂著嘴，咳得整个人都蜷缩起来，肩膀剧烈地颤抖。等她把手帕拿开的时候，景兰辞看见了上面那一小片殷红的血跡，刺得他眼眶发酸。
他去倒了杯温水，轻轻扶著母亲的背，餵她喝了几口。
“我去换衣服。”景夫人接过水杯，低声说了一句，终是鬆了口。
景兰辞点点头，走出里屋，在逼仄的走廊里站定，闭了闭眼。
“零子哥，”他在识海里开口，声音没什么波澜，“托马斯医生那边，全套的住院治疗，费用明细给我个准数。”
过了片刻，系统000报出了一个不小的数目：“二等单人病房住院费，加上药物费、护理费、检查费，一个月至少三百五十块大洋。”
景兰辞没应声。
他太清楚这个数字意味著什么。民国二十年的上海滩，一个普通工人一家五口，一个月的生活费也不过五块大洋。这笔钱，对四年前的景家来说不值一提，可对如今的他来说，是压在肩上的巨石。
他打开自己的皮箱，里面是他从巴黎带回来的全部家当：几件熨帖的换洗衣物、一摞法文书籍，还有一个巴掌大的铁盒。
拨开铁盒的盖子，里面整整齐齐码著一叠钞票和几枚银元。他指尖拂过票面，数得分毫不差，统共两百八十块大洋。
这是他在巴黎四年，省吃俭用攒下来的全部积蓄。
出国留学的第二年，景家就断了匯款，他也没有再问家里要过一分钱。他给索邦大学旁边的中餐馆洗过碗，去图书馆做过夜班管理员，在唐人街教中文，给法国学生改论文、译书稿，什么活都干过。这些事，他从来没在信里跟母亲提过一个字。
他换上那件藏青色西装，把玳瑁眼镜戴上，然后把钞票和银元码好放进西装內袋里，对著皮箱盖背面镶著的那面小圆镜，仔细理了理头髮和领口。
镜子里的青年眉目清雋，西装笔挺，浑身上下看不出半分窘迫。
九点钟，黄包车准时等在楼下。景兰辞扶著母亲下楼，周妈跟在后面，手里拎著一个旧布包，里面装著景夫人的病歷和几件换洗衣服。
景夫人今天穿了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旗袍，外面罩著一件灰色的开衫，头髮用银簪仔细別好，虽然瘦得脱了形，却依旧收拾得乾乾净净。她下楼的时候走得极慢，每下一级台阶都要扶著栏杆喘上一阵，景兰辞就耐心地等著，一只手稳稳地托著她的胳膊，另一只手虚虚地护在她身后。 法租界公济医院是上海滩最好的西医院之一，门口停著各式小汽车，进出的多是洋人和体面的世家眷属。景兰辞扶著母亲走进门诊大厅，前台的护士抬头看见他的样貌，眼神瞬间亮了，態度立刻热情了三分。
“我约了托马斯医生，十点钟，景兰辞。”
护士翻了翻预约本，连忙点头：“景先生，这边请，三楼肺科诊室。”
托马斯医生是个五十多岁的英国人，中文说得很蹩脚，好在景兰辞的法语和英文都流利，直接用英文跟他交流。问诊、听诊、拍x光片、验血，一套流程走下来，已经过了正午。
托马斯医生对著光片，眉头越皱越紧，用英语跟他说了一长串话。景夫人听不懂，只看见儿子清雋的脸一点点沉了下去。
“医生怎么说？”回诊室的时候，景夫人轻声问。
景兰辞在她身边坐下，握著她的手，语气儘量平稳：“托马斯医生说，您肺部的慢性炎症拖得太久，两侧都有大面积的感染病灶。再不住院系统治疗，会发展成不可逆的肺癆。”
更新不易，记得分享101看书网他顿了顿，指尖轻轻摩挲著母亲手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