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的东西，然后把它拍到最好。

    至于评委喜不喜欢，那是评委的事。”

    主持人点了点头，翻了一页手卡。

    “您在威尼斯闭幕式上说，集齐这些奖项之后可以更自由地拍电影。

    能不能展开说说，您说的自由具体指什么？”

    “自由就是不用再想奖项这件事了。

    以前拍电影，脑子里会有个小人在旁边嘀咕。

    这个段落评审团会不会买帐？现在可以把那个小人关掉了。

    以后拍电影只考虑一件事：这个故事值不值得讲，怎么讲才最有力。”

    “那您接下来想讲什么样的故事？”

    “还没想好，但有一部科幻电影已经在筹备了。

    这部电影里会向全世界展示独属于中国人的集体智慧和家国情怀。”

    采访进行了将近一个小时，话题从个人创作延伸到产业格局，从国内市场延伸到国际合拍。

    后半段的采访，主持人把焦点转向了华语电影的工业化进程。

    付逸白谈了道具标准化、特效产业链、编剧培养体系等一系列问题。

    他的观点一如既往地直白。

    华语电影的工业化不是缺钱，是缺标准、缺流程、缺能把标准执行下去的基层技术人才。

    采访结束后，主持人站起来和他握了握手，神色比刚进来时多了几分敬意。

    “付导，这是我今年做得最扎实的一期采访。

    谢谢您。”

    “客气了。

    播出之前把成片发给我助理看一遍就好。”

    “一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