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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您真的要把财团那些人引到卫民面前？”安妮的声音不大，但语气里有明显的不满，“他们那些人，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万一他们伤害了卫民，怎么办？”
伊丽莎白女王把信纸折好，装进一个象牙白的信封里，用火漆封了口，然后在火漆上盖上自己的私人印章。
那枚印章很小，只有拇指那么大，但在不列颠，它的分量比任何东西都重。她放下印章，抬起头看着女儿，目光里有一种说不清的情愫。
“安妮，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见他吗？”女王的语速很慢，像是在斟酌每一个字，“不是因为我欠财团的人情，也不是因为他们的损失有多大，是因为我想见他了。”
安妮愣了一下，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来。
伊丽莎白站起来，走到壁炉前，背对着女儿，火光在她的丝绸睡袍上投下一片温暖的橘红色光影，勾勒出她纤细的脚踝和优美的背部线条。
“上次他来雾都，我们去里士满公园骑马，他扶我上马的时候，手很稳。我摔下来的时候，他接住了我，我靠在他怀里，像回到了年轻时候。安妮，我已经很久没有那种感觉了。”
安妮站起来，走到母亲身边，从侧面看着母亲被火光映红的侧脸。
那张脸上没有女王的威严，只有一个女人的柔软和寂寞。
“母亲，我也希望你能够得到幸福。”安妮的声音很轻。
伊丽莎白转过头，看着女儿的眼睛，那双跟自己长得一模一样的灰蓝色眼睛。
她伸手摸了摸安妮的脸颊，指腹从颧骨慢慢滑到下巴尖，嘴角露出一丝笑意：“安妮，你的信比他先到。你写的那些话，我都看了。”
安妮的脸一下子红了，红得比壁炉里的火还要热烈。
“卫民每次来雾都之前都会给我写信，说龙国的新鲜事，说他种的那些庄稼，说他养的鱼。安妮，你知道吗？他从来不叫我女王陛下，他叫我伊丽莎白。”
伊丽莎白的声音里有笑意，也有一种说不清的温柔，“他说我穿军装的样子很好看。
他说他不喜欢我戴王冠，因为王冠太重，压得我脖子疼。
从来没有人这么跟我说过话。”
安妮从背后抱住了母亲，脸贴在母亲的后背上，她有些哽咽的声音闷闷地从绸缎里传出来：“母亲，我们是不是太傻了？”
伊丽莎白握着女儿的手，没有回答。壁炉里的火烧得更旺了，火星子噼噼啪啪地往上窜，有几颗溅到了壁炉外面，在地毯上留下几个小小的焦痕就灭了。
韩卫民收到女王亲笔信的第八天，踏上了雾都的土地。
十一月的雾都，雾比平时更浓。泰晤士河面上白茫茫一片，河岸边的路灯在雾中变成了一团团模糊的光晕，像是被水泡过的水彩画。
大本钟的钟声从雾中传过来，沉闷而悠远，一声接一声，像是从另一个世界穿透过来的。
韩卫民穿着一件深灰色的大衣，围着一条黑色的围巾，手里提着一只皮箱，走出了希思罗机场的到达大厅。
冷风扑面而来，带着英伦特有的潮湿和寒意，他缩了缩脖子，把围巾又紧了紧。
接他的车是一辆黑色的劳斯莱斯，车牌号很短，不是普通人能用的。
司机是个五十多岁的英国男人，穿着一套黑色西装，戴着白手套，表情严肃而专业，替韩卫民打开车门的时候微微鞠了一躬，嘴里说出的话带着浓重的雾都腔：“韩先生，殿下吩咐我直接送您去肯辛顿宫。”
韩卫民上了车，靠在柔软的真皮座椅上，闭上眼睛。
车子平稳地驶出机场，驶上高速公路，驶过泰晤士河上的桥梁，驶过海德公园旁边的林荫道。
雨刷器有节奏地摆动，把挡风玻璃上的雨水一遍又一遍地刮掉，发出单调的吱呀声。轮胎碾过湿漉漉的路面，溅起细细的水花，声音低沉而均匀。
韩卫民在均匀的胎噪声中不知不觉睡了过去，这一路上太累了，从四九城到雾都，坐了好几天火车又转飞机，骨头都快散架了。
再睁开眼睛的时候，车子已经停在了肯辛顿宫的门口。
肯辛顿宫是安妮公主在雾都的一处住所，一栋建于十七世纪的砖石结构建筑，灰白色的外墙在雨雾中显得有些阴沉，但穿过大门走进里面，又是另一番天地。
客厅不大，但布置得很温馨，壁炉里火烧得正旺，橘红色的光把整个房间都笼罩在一种暖烘烘的氛围里。
靠窗的位置放着一架三角钢琴，琴盖上摆着一束白色的百合花，淡淡的花香和壁炉里木柴燃烧的味道混在一起，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