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再分批量交付。

    我们要确保，当我们的华夏朋友学会如何制造米格—19的时候，我们的米格—21已经在天空上呼啸了。”

    这是一个典型的赫鲁晓夫式的决定，充满了实用主义的精明和“老大哥”式的控制欲。

    它既给了华夏一个巨大的“胡萝卜”，又在胡萝卜上系了一根牢牢攥在自己手里的绳子。

    当技术交易的最终方案传来，整个华夏团队都沸腾了。

    尽管有交付时间的限制，但这毕竟是国家第一次完整地引进一条超音速战斗机的生产线。

    这意味着，华夏航空工业的发展，又将上一个新的台阶。

    几乎在同一时间，苏联强大的宣传机器也全面开动。

    在一场面向所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驻苏武官和媒体的盛大招待会上，强—2攻击机以一个全新的名字—“米格—18”，被隆重推出。

    一位苏联空军元帅，胸前挂满了勋章，在闪光灯下大声宣布：“同志们！今天，我们共同见证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米格—18攻击机的诞生，不仅是我们迈克尔扬设计局的又一杰作，更是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国际分工合作模式下，结出的又一颗丰硕的果实！”

    “在我们苏联设计人员的无私指导和热情帮助下，来自华夏的工程师们，以他们惊人的勤奋和努力，出色地完成了设计任务。

    这雄辩地证明了，只要我们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在苏联的统一领导和规划下，紧密团结，分工协作，就没有我们战胜不了的技术难关，没有我们攀登不上的科学高峰！”

    台下，李瑞轩和王卫国等中方代表，面带微笑，用力地鼓着掌。

    但他们的笑容背后，却是一种五味杂陈的滋味。

    他们设计的飞机，如今被冠以他国的姓氏，成为了别人宣扬其“领导功绩”的道具。

    招待会后，苏联的宣传攻势愈演愈烈。

    《真理报》发表社论，借着“米格—18”的成功，正式提出了一个宏大的倡议：

    在经互会的框架下，成立一个统一的、跨国的“科学技术研究中心”。

    社论的字里行间充满了煽动性：“————米格—18的经验告诉我们，单打独斗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我们必须把整个阵营最聪明的头脑都组织起来！

    让波兰的化学家，捷克的机械师，匈牙利的数学家，和我们苏联的科学家们一起，在莫斯科的统一协调下，为我们共同的未来而奋斗！

    这，才是最高效、最先进的模式！”

    这篇社论一经发出，几乎所有参观过强—2的国家都看明白了。

    苏联人不仅要摘取强—2的胜利果实，更要以此为样板，将经互会国家的科研力量，彻底集成进自己主导的体系之中，让其成为自己全球战略棋盘上一颗可以被随意调动和规划的棋子。

    在《真理报》传到华夏设计团队后，休息室里一片死寂。

    之前因为引进米格—19而产生的兴奋，被这份社论给浇得半点不剩。

    陆小鹏拿起那份刊登着社论的《真理报》，苦涩地说道：“我们的孩子，不仅被别人抢去取了名，现在人家还要以养父”的名义，来给我们全家制定家规了。”

    一种被扼住喉咙的屈辱感，弥漫在空气中。

    就在这时，陈天宇站了起来，他从陆小鹏手中拿过报纸，看了一眼，然后平静地将其放在桌上。

    “同志们，”他环视着众人失落的脸庞，缓缓说道。

    “他们可以给飞机取名叫米格—18，甚至叫米格—100。

    但他们拿不走我们设计它时，积累的每一行计算数据，和我们脑子里掌握的内核技术。

    他们可以宣称这是在他们指导”下的成功，但他们无法否认，这支能打硬仗的设计队伍，是我们亲手创建起来的。

    苏联人想用一个米格—18”的名分和一套米格—19的过时技术，就给我们套上缰绳。

    这笔帐，看似我们吃了亏，但从长远看，我们得到了最需要的东西—时间和技术积累的跳板。”

    说到这儿，陈天宇顿了顿，眼中象是燃起了股永不熄灭的火焰，一字一句地说道：“我们真正的回答，不会写在《真理报》上，也不会在任何招待会上宣读。

    我们的回答，将在未来由我们亲手制造的，刻着华夏制造”印记的飞机上！

    等到我们的飞机呼啸着划过祖国的天空，无论是谁都能读懂我们给出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