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两汉时期，伴随着天下一统、中央集权制度的确立与巩固，装饰工艺彻底告别了列国纷争时代的多元割据，在帝国恢弘气象的滋养下，形成了雄浑大气、规整统一、政教并重、世俗与神性交融的全新格局，工艺体系、题材内涵与理论记载均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成为中国装饰工艺史上承前启后的关键阶段。
秦朝国祚虽短，却以雷霆之势整合了先秦各国工艺精华，将装饰艺术全面纳入皇权秩序之中。秦始皇统一度量衡、车轨与文字，也统一了工艺标准与装饰规范，宫殿、陵墓、礼器、服饰皆以威严、庄重、宏大为核心追求。陕西咸阳出土的秦代云纹瓦当与龙凤纹空心砖，线条刚劲利落，构图饱满对称，摒弃了楚国式的婉转绮丽，尽显帝国的强势与秩序；而秦始皇陵铜车马，以鎏金、错银、镶嵌为饰，车马纹饰细密规整，构件精准大气，既是实用仪仗，更是皇权至高无上的象征。
汉承秦制，又经文景之治、汉武盛世的国力积累，装饰工艺进入全面繁荣、题材极大丰富的全盛阶段，同时丝绸之路的开通，更让西域的葡萄、苜蓿、狮子、天马等纹样传入中原，形成了本土传统与外来文明交融的独特装饰风貌。汉代装饰覆盖建筑、器物、服饰、丧葬等全领域，题材从神仙瑞兽、历史故事到农耕渔猎、宴乐百戏，无所不包，气势雄浑而气韵生动。
在建筑装饰领域，汉画像石、画像砖堪称时代巅峰，广泛用于祠堂、墓室、石阙等建筑，以浮雕形式刻画人间百态与神灵世界。山东嘉祥武氏祠、河南南阳汉画像石、四川渠县汉阙，皆留下大量车马出行、西王母、东王公、伏羲女娲、周公辅成王、孔子见老子等经典装饰图像，既宣扬儒家伦理教化，又寄托汉人升仙祈福的信仰。。与此同时，汉代瓦当艺术臻于极致，除传统云纹、四神纹外，更大量出现“长乐未央”“长生无极”“汉并天下”等吉语瓦当，将文字装饰与建筑美学结合，直白抒发盛世豪情。
在器物装饰领域，青铜、漆器、玉器、陶瓷全面发展。汉代漆器取代青铜成为日用主流，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彩绘漆奁、漆盘、漆棺，纹饰以云气、龙凤、花草、神怪为主，色彩艳丽、线条流畅，工艺达到极高水平，《盐铁论》中“一文杯得铜十器”的记载，足见汉代漆器装饰之贵重。汉代铜镜更是民间装饰艺术的代表，神兽镜、规矩镜、画像镜纹饰精美，布局严谨，云气缭绕、瑞兽灵动，成为家家户户必备的装饰与实用器。玉器方面，汉承先秦“君子比德于玉”传统，玉璧、玉璜、玉蝉、玉握等装饰与丧葬用玉发达，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的金缕玉衣，以数千玉片连缀而成，工艺登峰造极，《礼记》的玉德思想在汉代继续深化，并被《白虎通义》进一步制度化，使玉饰始终占据装饰工艺的道德高位。
在服饰与丝织装饰领域，汉代技艺冠绝世界。蜀锦、齐纨、鲁缟闻名天下，丝织品上装饰云气纹、卷草纹、瑞兽纹与吉祥文字，新疆尼雅遗址出土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纹样气势磅礴，色彩沉稳厚重，是汉代丝织装饰的国宝级实证。”的社会秩序表达。
在工艺思想与典籍总结方面，汉代装饰工艺在理论上更加成熟。《淮南子》提出“质性自然，装饰从礼”，融合道家自然观与儒家礼制观，奠定了汉代装饰的思想基调；《考工记》的工艺思想被汉代工匠全面继承实践，“材美工巧”的原则贯穿铜、漆、玉、织等所有门类；而《说文解字》收录大量与工艺、装饰相关的文字，从文字学角度留存了汉代人对纹饰、色彩、器物的认知体系。
总而言之，秦两汉的装饰工艺，以大一统、制度化、世俗化、国际化为鲜明特征，将先秦多元工艺熔于一炉，既彰显帝国威严，又贴近民间生活，既承载教化功能，又容纳神仙信仰，为后世魏晋南北朝的装饰变革与隋唐的盛世辉煌，打下了极为深厚、极为全面的坚实根基。
随后不久，到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华夏大地陷入长期的政权更迭、战乱分裂与民族大迁徙大融合之中，儒学独尊的地位受到冲击，玄学兴起、佛教东传、道教兴盛，多元思想碰撞交融，彻底改写了装饰工艺的发展走向。这一时期的装饰工艺，一改秦汉雄浑大气、规整一统的盛世风貌，褪去了严苛的礼制束缚，转向空灵飘逸、清雅简约、多元交融的全新格调，既承载着乱世之中人们的精神寄托，又融合中原汉族与北方少数民族、中外文化的艺术元素，成为中国装饰工艺史上极具思辨性与包容性的特殊阶段。
长期的战乱让秦汉时期繁盛的青铜、大型建筑装饰工艺逐渐衰落，实用轻便的陶瓷、漆器、石刻、金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