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到赵卫国，先问正事：“卫国，帽子这边，产量现在稳住了吧？兔皮还能撑多久？”
赵卫国领着他在车间里边走边汇报：“现在一天稳稳当当五十顶。兔皮库存，按这个进度，还能做一个月的。现在库里还有六七顶成品，每天出的刚好够，基本是零库存周转。等这批皮子用完，咱们就得转产了，手套、套袖，还有总厂要的工作围裙，得提前备料。”
李大虎看了看车间。
“弄得不错。”李大虎点点头，这才提起另一件事，“对了，有个人，下礼拜过来，你给安排个临时工的位置。”
“谁啊？”
“二虎的对象，叫于莉。”李大虎说，“你看安排在哪儿合适？要是你这儿不方便，我让她去兔场也行。”
赵卫国一听，立刻摆手：“方便！方便！正好！我这儿正琢磨再加两个缝扣子、钉带子的呢，女同志干着合适。让她来吧。”
两人正说着，厂区的大喇叭突然“刺啦”响了几声，紧接着，一个清淅而急促的，何雨水的声音传遍了整个厂区：
“保卫处李大虎同志！保卫处李大虎同志！听到广播后，立刻到总厂厂部会议室，开紧急会议！重复，立刻到总厂厂部会议室，开紧急会议！”
广播一连喊了三遍。
车间里的工人都诧异地抬头看向喇叭。
用厂区大喇叭直接点名调用一个干部去开会，这阵势，多少年没见过了。
赵卫国：“处长，这……”
李大虎心里一紧。厂部找他，电话找不到他才用广播，而且用了“紧急会议”四个字，这绝对不是小事。他朝赵卫国摆摆手：“把你自行车借我！”
说完，也顾不上客气，推过赵卫国停在门口的二八大杠，飞身上车，脚下一蹬，朝着总厂办公楼方向疾驰而去。
路上遇到的工人看见是他，都下意识地让开道路，没人打招呼，脸上都带着惊疑——刚才的广播，大家都听见了。
赶到厂部会议室门口，李大虎平复了一下呼吸，推门进去。
屋里已经坐满了人，段书记、杨厂长、李怀德，以及各主要车间、职能科室的一把手，全都到了。
“不好意思，各位领导，来晚了。”李大虎赶紧道歉，找了个空位坐下。
段书记摆摆手，没计较这个：“不晚，刚用广播喊的你。我们也以为你得等会儿才能到，挺快。”
李怀德也在一旁帮腔，缓和了一下气氛：“是啊，我们也是刚落座。”
看人齐了，段书记没半句废话，直接进入正题：“刚接到上级紧急通知。明天上午，有重要
李大虎心里猛地一跳。
这个名字象一道无声的闪电，劈开了他刻意深埋的、属于另一个时空的记忆。
不是这个时代报纸上那个符号化的“古巴同志”、“工业部长”，而是印在无数青年T恤上那张目光坚定、头戴贝雷帽、留着浓密胡须的脸庞，是那个被称为“浪漫革命家”、“理想主义圣徒”的传奇。
在曾经的世界里，他的衣柜里，有一件始终舍不得扔的T恤，胸口印着的，正是这位“切”。阿根廷俚语里“伙计”、“兄弟”的称呼，跟随他一生，成为革命与浪漫的代名词。
卡斯特罗的亲密战友，古巴革命胜利后的国家银行行长、工业部长，推行土改、国有化、扫盲、全民医疗……然后，在1965年，在权力和安逸的顶峰，放弃一切——国籍、官职，毅然返回丛林，先去刚果，再战玻利维亚，最终在1967年10月9日，被俘牺牲。
这是一个将理想主义践行到极致，甚至践行到自我毁灭的图腾。
是无数人心中的“亚圣”，是二十世纪革命浪漫精神最后、也最耀眼的火焰。
前世的李大虎，无法不为之身上那种纯粹的、不计得失的、近乎殉道者的激情所震撼。
李大虎算一个。他看过《摩托日记》，看过《古巴革命战争回忆录》，知道一个学医的阿根廷青年，怎么在旅途中看到麻风病人的那一刻，决定放下听诊器，拿起枪。
不是为了别的。是为了公平。
那件T恤，与其说是崇拜，不如说是一种对某种稀缺精神的遥远致敬。
而现在……这个活在T恤和书籍里的传奇人物，明天上午，就要活生生地走进红星轧钢厂。
此刻在他内心深处，一种极其复杂、难以言喻的情绪翻涌上来。。
他要保护的，不仅仅是一位外国工业部长，一个外交使团。
。是那个印在他前世T恤上，像征着自由、反抗与浪漫牺牲的符号本身。
段书记继续部署：“经厂党委研究，初步定下参观三个车间：第一车间、钳工车间、还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