屋子不大，生着炉子，闫阜山坐在一把木头椅子上，手铐已经取了，双手规规矩矩放在膝盖上，低着头。
李大虎没急着问正题，反倒是对他在抗战期间潜伏敌后的那些经历，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兴趣。
他拉了把椅子，在闫阜山对面坐下，掏出烟，自己点了一根，又递过去一根。
闫阜山看看烟，又看看李大虎，迟疑地接了过去，凑到李大虎递来的火柴上点燃，深深吸了一口，烟雾模糊了他布满皱纹的脸。
“说说吧，”李大虎自己也吸了口烟，声音带着点听故事的闲适，“那些年，你是怎么过来的？我听说，你是搞技术的，电台、监听？”
闫阜山沉默了片刻，似乎在回忆，又似乎在衡量。
烟灰一点点变长，他终于开了口，声音沙哑，条理异常清淅。
他讲如何在沦陷区伪装身份，如何利用技术窃取日军的情报。
如何传递情报，如何在一次次危险中侥幸脱身。
他讲那些惊心动魄的瞬间，讲牺牲的同伴，也讲那些不足为外人道的孤寂与恐惧。他只是平铺直叙，象是在说别人的故事。
李大虎听得很仔细，偶尔插问一两句细节。
这感觉有些奇异，不象审讯，倒象两个男人在昏暗的屋子里，聊一段尘封的往事。
这和他前世在小说里看到的不一样，没有那么多的戏剧性，更多的是漫长等待中的侥幸。
但正因如此，反而显得格外真实，格外惊心。
等闫阜山断断续续讲完那段烽火岁月，李大虎才把话题拉回到现在。“那后来呢？四九年以后，你又干了什么？”
闫阜山摇了摇头，语气里带了点自嘲：“长官，我就是一个搞技术的。抗战胜利后，就不受待见了，也没人再派我干什么潜伏的活儿。天津快解放那会儿，我是真不想再跟着去中国台湾了，那不是我该去的地方，也没什么意思。就跟着白世维他们几个，自己跑了。想着找个地方，隐姓埋名，安安稳稳过完下半辈子，就知足了。”
“没再跟那边联系过？”
“没有，”闫阜山回答得很肯定，眼神坦荡，“我和老白分开时就说好了，各过各的，就当不认识，谁也别联系谁。这几年，我一天都没敢忘自己是‘宋山河’，就想着把以前那些事都烂在肚子里。那边估计也当我们早就死在天津城了。”
“那个刘力呢？”
提到这个名字，闫阜山的眼皮耷拉下来，声音更低了：“他伤得太重，腿断了，血流了一地。当时兵荒马乱的，我们自己也慌，实在没法带着他走。就把他放在路边了。后来也没敢回去看。估计，是活不成了。”他顿了顿，又重复了一遍，“活不成了。”
关于电台，他把海光寺那个地窖的具体位置、周围标志物、电台埋藏的深度和方式，又仔仔细细说了一遍，和之前白世维交代的，对得上。
李大虎听完，没再问什么。他掐灭了烟头，站起身。闫阜山也跟着站了起来，依旧是那副顺从的、等待发落的样子。
“行了，”李大虎对旁边的队员摆摆手，“送市局，交给郝科长他们。”
一辆车将闫阜山押走了。
李大虎站在窗前，看着车子驶出保卫处大门，消失在暮色里。
他心里清楚，对闫阜山个人而言，他的战争，早在1949年那个混乱的春天，就已经结束了。
剩下的，只是背负着另一个名字和一段无法言说的历史，在菜站的秤杆和白菜箩卜之间，小心翼翼度过的几千个日夜。
当天晚些时候，李大虎给市局的郝平川去了个电话。
郝平川在电话那头声音带着点疲惫，也带着了结一桩事的轻松：“门爷从天津回来了，东西起出来了，是那部电台没错。这下，人证物证，包括他们自己交代的，都对上了。这案子，基本上可以画个句号了。
闫阜山我们也接着审，看看还有没有漏的。要是没什么新情况，你就等着正式的结案通知吧。”
早上，李大虎前脚刚踏进办公室，后脚就被叫到了段书记那儿。
推门进去，段书记、杨厂长，还有李副厂长李怀德都在。屋里烟雾缭绕，看样子已经商量了一阵子。
“大虎，来得正好。”段书记示意他坐下，“给咱们厂的白面数量，下来了。”
李大虎心里盘算着上一回的数字，脸上带了点笑模样：“段书记，这回不能少吧？上回是四十万斤，这回怎么也得往一百万斤上靠靠？”
段书记瞅了他一眼，“美得你！”他哼了一声，“不光没涨，还降了，只有上回的一半，二十万斤。”
李大虎脸上的笑容凝固了。
“你也甭嫌少，”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