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被传了一圈又一圈，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对谢临渊的工作进行着检验。
数学的人在检查数学结构的严谨性，物理的人在检验物理假设的自洽性，材料学的那位教授则在笔记本的某些角落里发现了一些他似懂非懂但直觉上觉得非常重要的东西。
下午一点多的时候，有人叫食堂送来了饭菜，十几个人就在会议室里简单解决了午饭。
吃饭的时候讨论也没有停，筷子夹着菜，嘴里说著公式，草稿纸和盒饭放在一起，墨水印和油渍意外地和谐共处。
下午三点，一个惊人的发现出现了。
理论物理的孙院士在第四本笔记本的附录里发现了一个公式推导过程的简化版本。
这个公式他研究了很多年，始终没有找到满意的证明。
谢临渊在笔记本里给出的证明思路，用一种完全超出他预期的方式解决了问题，整个证明过程干净利落，漂亮得让人想拍桌子。
“这个谢临渊，这个公式的证明，你是怎么想出来的？”孙院士的声音有些发抖。
谢临渊想了想，给出了一个让会议室里所有人都陷入沉默的回答：“我也说不清楚是怎么想出来的。它就在那里，像是一幅画，我看清了它的轮廓，然后把它描述出来了。”
会议室里安静了大约五秒钟。
一个十八岁的少年，用一个最简单的比喻，描述了某种接近直觉的东西。
在看到结论之前就能感知到结论的轮廓，然后用逻辑去填充它。
这种思维方式，在座的很多人在自己最巅峰的研究状态中都曾短暂地体验过。
但没有人敢把它说出来，因为说出来就变成了玄学，会破坏学术讨论的严谨性。
但谢临渊说出来的方式，不玄，不虚，不膨胀。
下午六点，会议室里的光线已经暗了下来。
会议室的灯打开了，白色的日光灯把每个人的脸照得有些苍白。
五本笔记本，从第一本到第五本，被翻来覆去地看了不知道多少遍。
但真正被“看懂”的部分，只有第一本的前十几页。
不是因为他们不够聪明，而是这些内容太新了，新到没有现成的知识储备可以套用，每前进一步都需要重新创建理解的基础。
李书尧看了看墙上的挂钟，六点二十三分。
他又看了看会议桌旁那些挂著疲惫但眼睛依然发亮的同事们，然后开口了。
“各位，今天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十几个人，花了一天时间，只弄懂了第一本笔记的前十几页。不是我们不努力，是这些东西确实超出了我们现有的知识框架。我建议，这几本笔记先由我们带回去，复印分发给更多的人。数学、物理、各个相关方向，能请到的专家都请来，大家一起看。看懂的汇总起来，看不懂的整理成问题，到时候再请谢临渊同学给我们统一讲解。”
没有人反对。因为所有人都清楚，李书尧说的是唯一可行的方案。
散会的时候，每个人手里都拿了一份笔记本的复印件。
李书尧特意安排了系里的文印室连夜复印，保证每位参与的学者都能拿到完整的五本笔记。
当天晚上，谢临渊的笔记本被小心翼翼地送进了文印室。
彩色复印机一页一页地扫描，把那些密密麻麻的公式和推导转换成电子文档，然后再打印出来。
文印室的师傅不知道自己在复印什么，但他从那些符号的复杂程度和那份小心谨慎的氛围中感觉到，这不是什么普通的作业。
第二天，第一批复印件送到了水木大学物理系、数学系、材料系几位资深教授的手中。
第三天，消息开始在校内传开。
不是公开的新闻，而是在学术圈的小范围内，通过电话和邮件传递。
一位教授打电话给另一位教授：“老张，你来看看这个，一个大一新生写的万有理论。不是开玩笑，李书尧他们已经看了两天了，据说越看越觉得靠谱。”
第四天，外校的人开始来了。
燕京大学物理系的两位院士接到邀请后专程赶来。
他们起初是抱着将信将疑的态度，但在会议室里坐了两个小时，翻了翻笔记本之后，那个态度就变成了凝重。
“这些东西如果是对的，这是诺奖级别的成果。”
其中一位院士在看完第一本笔记的目录之后，对李书尧说了一句分量很重的话。
李书尧没有接话，因为他心里也是这么想的，但他不愿意在没有完全验证之前说出来。
第五天，数学界的几位泰斗也加入了。
他们的关注点不在物理意义上，而在数学结构的新颖性和自洽性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