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比利亚、法兰西、英格兰和波兰等国的教士都无法出席大公会议，因为他们正面临着层出不穷的冲突和战争。
圣座已经同意召开大公会议了，地点就定在特伦托，在奥地利的地盘召开。
至于如何让各国的教士参与其中，圣座希望得到您的帮助。”
弗朗切斯科表露出一副焦躁的模样，就好像他们真的很想满足皇帝的要求，但现实的状况却不允许他们这么做。
然后，他就将这个难题抛给了皇帝。
召开大公会议的前提是基督教世界维持大体的和平，而现在除了帝国以外的所有国家都正在或者将要经历残酷的战争。
这种情况下，大公会议必然会变成帝国教士的集会，从而失去其普世性和合法性。
只有当皇帝终止了欧陆的混战，大公会议才开得起来，教廷才能推动所谓的改革。
拉斯洛有些无语地盯着弗朗切斯科。
不得不说，这个借口比此前各种推诿的理由要高明的多，虽然拉斯洛很想说他真正想要召开的就是帝国教士的集会，想要推动的也是帝国教会的改革，但教廷方面显然不会这么轻易松口。
当年的巴塞尔大公会议发展到后来就完全变成了法兰西和帝国的教士与教廷讨价还价的工具。
法兰西的《布尔日国事诏书》自不必说，不仅夺走了教宗任免主教的权力，还免去了首年金的缴纳，截断了高卢教会对罗马的上贡。
而帝国的《美因茨国事诏书》更不得了。
起先是美因茨大主教和科隆大主教在美因茨谈判过后共同宣布承认巴塞尔议会的改革法令，气得当时的教宗险些直接将帝国的两位选侯大主教绝罚。
尽管没有走到那一步，教廷还是宣布美因茨大主教和科隆大主教为非法圣职人员。
结果，特里尔大主教、萨尔茨堡大主教、马格德堡大主教和不来梅大主教紧随其后加入了所谓“美因茨协定”。
最后，作为皇帝阿尔布雷希特二世代表的维也纳主教和帕绍主教以皇帝诏书的形式将巴塞尔改革法令修改一番后确定下来。
这份法令限制了教宗的权力，加强了皇帝对帝国教会的影响，也使得皇帝与教宗在几年内关系极为紧张。
直到匈牙利军队在塞尔维亚败于奥斯曼大军，为了获得更多的资金和人力支持，阿尔布雷希特二世又与教宗签署了《维也纳协定》，承认了教宗对帝国高级神职人员任免的最终确认权，并且恢复了教廷献金制度。
如今帝国内推行的制度属于《美因茨国事诏书》和《维也纳协定》的混合状态。
随着皇帝的权势日渐增强，教廷也难以摆脱皇帝的影响，因此皇帝对帝国教会，尤其是奥地利教会的控制力不断得到加强。
如果真的召开一次帝国范围内的宗教会议，教廷的地位只怕会被打落至历史的最低点，这也是教廷方面缺乏改革动力的根源。
光靠罗马的那群蛀虫哪能把改革搞起来，可一旦让大公会议来改革，那教会的事情可就不归教宗说了算了。
于是，被拉斯洛亲手推上去的伯恩哈德和弗朗切斯科一拍即合，决定为皇帝找点事情做，免得一天到晚盯着个教会改革催催催。
“解决各国的纠纷，这事恐怕还需要教宗与我一同做出努力才行。”拉斯洛颇有些无奈地说道。
他并不是不打算解决发生在帝国周边的诸多战争，而是在等待合适的出手时机，这样可以减少军队调度和作战所耗费的金钱、物资和人力。
奥地利的财政收入现在更多地投入到公共建设、手工业和农业投资之中，军费的比例渐渐降了下来。
征发劳役、营建公共工程的财力和人力消耗可一点儿不比战争小。
只要有可能，拉斯洛就会尽量避免让奥地利陷入长期战争，这也是为了更长远的发展。
真要打起来，资源肯定又要大幅度向军队倾斜，贷款估计也少不了。
“当然，这正是我此行的目的。”
弗朗切斯科掏出两份文件，放在皇帝跟前。
“这是勃艮第国王查理写给圣座的请愿书，希望在对抗被绝罚的路易十一的战争中得到教廷的资助。
另一份是条顿骑士团的海因里希大团长写给圣座的信件，同样是希望能够在骑士团收复失地的战争中得到教廷的帮助。
他们都在信中提及您对他们的求助反应冷淡，因此圣座遣我来向您询问具体情况。”
弗朗切斯科不动声色地将皮球又踢回了拉斯洛脚下，他的准备之充分令拉斯洛都甘拜下风。
的确，在更早以前勃艮第、条顿骑士团和吕贝克就开始不断写信骚扰拉斯洛，希望能够从皇帝这里得到实质性的援助以使他们在对外战争中取得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