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我来。”那个沉默寡言的家伙说出了第八句话。郭长河眯了眯眼睛跟在他后面走进卢比扬卡的内部，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凝固并扭曲，瞬间他被抛入了一个由钢铁意志与人造秩序构筑的“机器”核心。四周是层层叠叠、环绕着天井的回廊和办公室，无数扇门通向未知的深处，仿佛一座专为囚禁信息和灵魂而设计的垂直迷宫。”
他跟着那人走向室内广场南侧的楼体，经历了更严格的检查后，他们被放进去，通风扇在角落里不知疲倦地转动，发出“嗡嗡”的噪音，试图驱散纸张、油墨和人体聚集带来的浑浊气息，却只让那股混合着革命激情的文件油墨味与绝对控制的冰冷气息更加浓烈。墙壁上嵌着的电话机，铃声尖锐而急促，接线员戴着耳机，手指在交换盘上飞速跳动，如同织网者，编织着覆盖全国的信息网络。
这里绝非寻常衙署。所谓的“走廊”，更像是输送带般宽阔、笔直的甬道，地面铺着磨损严重的深色水磨石，能映出顶上成排的、发出惨白光芒的电灯泡倒影。墙壁是裸露的水泥或刷着石灰水的砖块，被灯光照得一片死寂的白，没有任何多余的装饰，只有偶尔可见的红色标语口号，用粗黑的字体书写着“阶级斗争”、“消灭阶级敌人”等字样，如同给这台冰冷机器烙上的意识形态铭文。
指示方向的并非温馨的指路牌，而是镶嵌在墙上的、带有编号的搪瓷标牌，或是手持夹板、神情麻木的工作人员做出的简洁手势。偶尔有穿着列宁装或军便服的人员匆匆走过，他们大多行色匆匆，表情严肃刻板，眼神警惕地扫视着四周，仿佛随时准备应对来自“阶级敌人”的袭击。他们的交谈极其简短，往往只是一个眼神、一个预设的暗号，或一个简短的命令词，高效得如同上了发条的玩偶，每一个动作都指向一个共同的目标：维持这台国家机器的精确运转。在这里，个体被最大程度地消解，强调的是纪律、效率和对“组织”的绝对忠诚。
郭长河被引向一间位于建筑深处的房间。厚重的橡木门在他身后无声关闭，发出“砰”的一声闷响，隔绝了外界的一切声响与光线。这是秘书办公室，庞大的房间被分割成秘书工作区和等待区两部分，好几个拿着文件夹的人规矩地坐在那里，等待着。他们的脸色或惶恐或急切，但无一例外，都紧紧地抓着手中的文件夹。
他知道，自己已经进入了这个国家最核心、最隐秘的“中枢神经系统”之中，即将成为其中执行某项绝密指令的“活性组件”。任务的具体内容尚未揭晓，但卢比扬卡内部的每一寸空气，每一个眼神，每一件陈设，都已向他昭示：在这里，情感是奢侈品，效率即生命，而“任务”本身，就是这台庞大机器此刻最需要运转的指令。
在那人的示意下，郭长河找了个位子坐下。房间里充斥着紧张的气氛，只有打字机键盘被敲击出的密集“噼啪”声，如同机关枪扫射般清脆而冷酷；文件在金属滑槽中快速滑过的“唰啦”声；以及远处隐约传来的、被厚重墙壁过滤后依然显得威严的命令宣读声。一切都显得那么井井有条，那么……非人性化。它不像一个政府机构，更像一座以主义为灵魂，以钢铁、水泥、电线和狂热为骨架，昼夜不息地处理着“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巨大政治机器。每一个齿轮——从普通办事员到高级官员——都被精心校准，以确保这台机器能够碾碎一切障碍，向前高速推进。
房屋尽头的门不时开合，绝大多数出来的人都带着一丝如释重负的神情。
终于，轮到他了。
门打开的一瞬间，郭长河有一种自己身处1918年而不是1930年的错觉，脚下厚重的波斯地毯柔软得能让鞋跟陷下去，头顶是一盏繁复的水晶吊灯，他情不自禁地眯了眯眼睛。
三秒钟后，他看清了房间里的一切。房间异常宽敞，更像一座18世纪贵族沙龙的遗迹。墙壁覆盖着深酒红色的天鹅绒墙布，上面悬挂着几幅巨大的风景油画，应该出自列维坦、希施金之手，可惜那种安宁的笔调和这间办公室毫不协调。
沉重的深绿色天鹅绒窗帘遮掩了窗外的阳光，这让郭长河想起瓦列宾的办公室，与之相比，他的办公室简直可以用简陋形容，但同样遮得严严实实不喜欢光，或许干这行的都不喜欢光。
房间的中心是一张巨大的桃花心木办公桌。这桌子本身就是一个权力的图腾——桌面宽大得足以摊开数份地图并进行推演，边缘镶嵌着深色的乌木和螺钿，桌腿是雕刻成狮鹫或卷曲茛苕叶形状的实木。桌面上的文件架里整齐地堆放着各类文件，一旁是以一种近乎傲慢的秩序摆放着几台电话，不用猜就知道，它们可以将克里姆林宫的意志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