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孙先生做什么？"赵怀安小心翼翼地问。
"通电。"沈砚之说这两个字的时候，语气异常坚定，"我们要公开发表通电，表明立场——拥护共和，反对割据，支持广州军政府。唐继尧如果敢动我们，就是跟广州方面为敌。他虽然跋扈，但还不敢公然跟孙中山先生撕破脸。"
马占彪挠了挠头："可孙先生在广州，离咱们十万八千里，他的话管用吗？"
"管用不管用，不是看他离我们有多远，而是看他代表的是什么。"沈砚之站直了身子，目光炯炯，"他代表的是共和，是革命的正统。唐继尧再嚣张，也不敢明目张胆地反对共和。只要我们打出这面旗，他就投鼠忌器。"
李崇文点了点头："有道理。但通电发出去之后，唐继尧一定会恼羞成怒，加快动作。我们得做好准备。"
"当然。"沈砚之重新拿起木炭块，在地图上画了几个圈，"我已经安排第三师在昭通城外构筑工事，同时让后勤部门加紧从四川采购弹药。另外——"他看向赵怀安，"怀安，你亲自跑一趟贵州，去找王家烈的黔军。告诉他们，唐继尧如果吞了我们，下一个就是贵州。唇亡齿寒的道理，他们不会不懂。"
赵怀安郑重点头。
散会后，军官们陆续离去。马占彪走到门口时，忽然回过头来："总司令，有句话我一直想问。"
"说。"
"您当初为啥不直接投靠唐继尧？以您的威望，在滇军里谋个一官半职不难。何必带着弟兄们在这穷山沟里受罪？"
沈砚之沉默了片刻。
他想起了很多年前，在山海关的城楼上，他举起那面绣着"光复"二字的旗帜，三千乡勇齐声呐喊，声震关河。那时候他二十出头，满腔热血，以为推翻了满清，建立了共和，天下就太平了。
可共和之后的十年，他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袁世凯称帝、军阀割据、列强瓜分、民不聊生。他打了一场又一场的仗，赢过也输过，队伍几度溃散又几度重建。身边的人换了一批又一批，有的死了，有的走了，有的变成了他曾经最痛恨的那种人。
"占彪，"他最终开口了，声音很轻，却字字千钧，"因为我答应过一些人，这辈子绝不跟卖国贼和割据军阀同流合污。"
马占彪愣了一下，没再追问，转身大步走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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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深了，昭通城里一片寂静。沈砚之独自坐在县衙后院的石桌旁，面前摆着一盏煤油灯和一壶冷茶。
他摊开一张信纸，提笔蘸墨，开始起草那份通电稿。
"……砚之猥以菲材，忝列戎行，自辛亥首义以来，转战南北，所为何事？为共和也，为民主也，为四万万同胞不再受专制之苦也。今袁氏虽殁，余孽犹存，割据之势已成，共和之名徒存。砚之虽不敏，愿以一隅之地，效忠广州军政府，拥护孙大元帅，誓不与割据自雄者为伍……"
写到一半，他停下了笔。
窗外传来一阵秋虫的鸣叫声，细碎而凄凉。他放下笔，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水早已凉透，苦涩在舌尖蔓延开来。
他想起了一件事——今天是十月十日。
辛亥革命九周年纪念日。
九年前的今天，武昌城头的枪声划破了长江的夜空，拉开了推翻帝制的序幕。那时候他还在山海关，收到消息的那一夜，他站在城墙上，对着南方的星空举杯遥祝。
九年了。
共和的成果被一次次窃取，革命的理想被一次次践踏。他从一个满怀理想的青年变成了饱经沧桑的中年人，从三千乡勇的首领变成了偏居西南的一方将领。但他心里那团火，从未熄灭过。
只是这团火烧了太久，已经不是当初那种熊熊烈焰了。它更像是一盏油灯，灯芯快要烧尽了，火苗微弱地跳动着，却始终不肯熄灭。
沈砚之重新提起笔，将通电稿写完。最后一个字落下时，他的手微微颤抖了一下——不是因为累，而是因为激动。
这封通电一旦发出去，就意味着与唐继尧彻底决裂，意味着昭通将成为整个西南的焦点，意味着他和弟兄们又要开始一场看不到尽头的战斗。
但他不后悔。
因为有些路，一旦选择了，就只能走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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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清晨，昭通城外的操场上，三千多名官兵列队而立。秋风卷着黄土，吹得旗帜猎猎作响。
沈砚之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军装，站在临时搭建的台子上，面前放着一台手摇发电机和一台无线电发报机——这是他从昆明黑市上高价买来的，是整个滇东北地区唯一一台能与广州直接联络的电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