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依沈兄之见……”
“依我之见，你们在上海，该印报纸印报纸，该发传单发传单，该呼吁呼吁。但更重要的是，”沈砚之站起来，走到窗前，指着窗外黄浦江上那些挂着外国旗的军舰，“得有人去练兵，去攒钱，去搞枪炮。等我们手里有十万人，一百门炮，你看日本人还敢不敢这么嚣张？你看那些军阀还敢不敢窝里斗？”
陈延年也站起来，走到沈砚之身边。窗外，一艘日本炮舰正缓缓驶过，舰首的太阳旗在晚风中猎猎作响。那炮舰不大，但在黄浦江上横行无忌，中国的渔船、货船见了都得远远避开。
“沈兄说得对。”良久，陈延年长叹一声，“是我书生气了。”
“不是书生气，是心急了。”沈砚之拍拍他的肩，“急不得。这病是几十年、上百年落下的，想一副药就治好，不可能。得慢慢来，一帖一帖地下药，一年一年地调理。”
“可我们还有多少年？”陈延年转头看他，眼睛里映着窗外的灯火，亮得骇人，“日本人在东北修铁路，在山东驻兵，在福建搞‘亲善’。英国人占着香港，法国人占着广州湾，俄国人虽然倒了，可又来了个更狠的苏俄。沈兄，我们这代人不把事办成，留给下一代，那就真没指望了。”
沈砚之没接话。他看着江对岸，浦东那边还是一片农田，零星几点灯火，是农家的油灯。更远处，是沉沉的黑夜，没有尽头。
“总会有人接着干的。”他终于说，声音很轻，但很坚定，“我们这代人干不完，儿子接着干。儿子干不完，孙子接着干。只要这国家还没亡，这民族还没灭，就总有人会干下去。山海关的城墙塌了，还有人会垒起来。长江黄河的水干了，还有人会挖出来。这个民族，这个国家，死不了的。”
陈延年看着他，突然笑了，笑中有泪：“沈兄，你这话，让我想起一个人。”
“谁？”
“谭嗣同。”陈延年说，“戊戌年，谭先生本来可以走的，但他没走，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后来他死了，死在菜市口，可他的话传下来了，他的血没白流。”
沈砚之摇摇头：“我不如谭先生。我没那么大的学问，也没那么大的气魄。我就是个当兵的，带兵打仗，保卫乡土，是我的本分。至于变法救国，那是你们读书人的事。”
“不。”陈延年正色道，“沈兄，你错了。救国不是哪一个人的事，也不是哪一类人的事。是我们所有人的事。你带兵打仗是救国，我办报写文章是救国，工人在工厂做工是救国，农民在田里种地也是救国。各尽所能，各尽其力，这个国家才有希望。”
沈砚之沉默了。他看着陈延年，这个比他大十岁的读书人，眼镜片后的眼睛亮得像火，烧着一种他不太懂但很尊敬的东西。那东西在山海关的城墙上也有，在川南的战壕里也有，在那些死去的弟兄们的眼睛里也有。
那是信仰，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是螳臂当车也不退缩的倔强。
“我记下了。”沈砚之说，“延年兄的话，我记在心里。回云南后，我会跟蔡将军说，跟弟兄们说。我们虽然在山沟沟里，但心要和天下人在一起。”
陈延年重重点头，从怀里取出一个更小的油纸包：“这个，沈兄带着。”
沈砚之接过，打开，里面是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封面印着四个字：《新青年》。
“这是我们新办的杂志。”陈延年说，“第一期，刚印出来。里面有陈独秀先生的文章，有李大钊先生的文章，还有鲁迅先生的小说。沈兄带着路上看，到了云南，也给弟兄们看看。让他们知道，中国不只有军阀混战，不只有洋人欺压，还有人在思考，在呐喊，在寻找出路。”
沈砚之郑重地收好小册子，放进西装内袋，贴着心脏的位置。“一定。”
陈延年走了，像来时一样悄无声息。沈砚之站在窗前，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夜幕里，长衫的下摆被夜风掀起，像一面孤独的旗。
夜更深了。外滩的钟楼敲响十一下，钟声在夜空里回荡，沉重而悠长。沈砚之关上台灯，在黑暗里坐了一会儿。月光从窗外照进来，在地板上投下一方清辉。他想起山海关的月光，也是这样清冷，这样亮，照在城墙上，像覆了一层霜。
那年他二十二岁，第一次站在山海关的城楼上守夜。父亲拍着他的肩说：“砚之，你看这关，这山，这海。从秦始皇修长城到现在，两千年了，多少人在这里生，在这里死，在这里打仗，在这里守边。为什么？为的是身后那片土地，那片土地上的人。”
当时他不懂，现在好像懂了一点，但还不够，远远不够。
门外传来脚步声，是程振邦回来了，手里提着个藤箱，里面是简单收拾的行李。
“都准备好了。”程振邦说，“船票，路费，还有给蔡将军带的药，都在里面。对了，刚才在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