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长黄聚恩拿着增产报告，笑得合不拢嘴，眼角的皱纹都挤在了一起，逢人就说：“你看，这互助合作的路子就是走对了！咱们穷人，只要心齐，就没有办不成的事！”
可高兴劲儿没过多久，难题就来了，像一块石头，砸在了社员们的心上。
合作社壮大了，事情也多了起来，要记账、要记工分，要统计粮食产量，可全社上下就两个有文化的人，还都是小学文化水平，连复杂的账目都算不明白。
更让乡亲们膈应的是，这两个人成分不好，一个是地主后代，一个是富农后代，偏偏要替贫下中农管钱管账，乡亲们心里总觉得不踏实，夜里都睡不安稳。
“咱们好不容易翻了身，当了主人，难道还要让这些地主、富农的后代攥着咱们的命根子？”
村支书在社员大会上拍着桌子发火，声音洪亮，震得屋顶的瓦片都微微发颤。
“不行，绝对不行！必须让咱们穷人的后代来掌权，管咱们自己的钱，记咱们自己的工分！”
“替穷人争口气！”
这句话很快成了全村人的口头禅，大人小孩都能随口说出来，语气里满是坚定。
村干部挨家挨户动员，脚步踏遍了村里的每一户人家，把目标对准了那些正在读书的贫下中农子弟，语重心长地说：
“孩子们，回乡来吧，合作社需要你们，穷人的江山得靠你们守着，咱们不能让别人看笑话！”
1954年7月，鹿姑寺小学的六年级毕业生黄发娃，听了村干部的动员，眼睛瞬间红了眼眶，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却硬是没掉下来。
这个19岁的少年，当着班主任梁老师的面，把课本往书包里一塞，动作干脆利落，斩钉截铁地说：
“梁老师，我要回乡！这不是动员，是我自愿的，我要替穷人改变世界，要让咱们村越来越好！”
梁老师急得直跺脚，拉着他的手，语气里满是惋惜和急切：
“发娃，你成绩这么好，是咱们学校的尖子生，再读几年就能考中学、考大学，将来能有大出息，能去大城市，别一时冲动，耽误了自己的前程啊！”
可黄发娃心意已决，眼神坚定得像铁，摇了摇头说：
“梁老师，我不后悔，咱们村需要我，我不能只顾着自己。”
第二天一早，他就扛着铺盖卷，背着旧书包，一步一步回了村，背影挺拔，没有一丝犹豫。
受他影响，正在读小学四年级的16岁学弟邱振甲也跟着动了心，他看着黄发娃的背影，心里满是敬佩，当即收拾好书包，跟父母说了一声，就往合作社跑，嘴里还喊着：
“我也要回乡，我也要替穷人争口气！”
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很快传了出去，周边村庄的学子们也动了心。
6名初中毕业生、24名高小毕业生，纷纷响应号召，放弃了读书的机会，回到了农村，回到了合作社，成了专职的会计和记工员。
他们的脸上，都带着少年人的热血和坚定，眼里满是对未来的憧憬。
这些年轻人没让人失望，没有辜负乡亲们的期望。
他们白天跟着社员下地干活，扛锄头、割麦子、浇田地，皮肤晒得黝黑，手上磨出了厚厚的茧子，却从不喊苦、从不喊累；晚上就着昏暗的煤油灯，在破旧的桌子上记账、算工分，一笔一笔，清清楚楚，连一个小数点都不敢错，常常忙到深夜，煤油灯的烟把鼻子熏得发黑，眼睛熬得通红。
1955年，黄发娃和邱振甲因为表现突出，账目记得清清楚楚，工分算得明明白白，还主动帮乡亲们解决难题，被全社群众推举为劳动模范。
县里开互助合作会议时，他们骑着马，胸前戴着大红花，穿着干净的新衣裳，在乡亲们的欢呼声和掌声中出了村，成了全村的骄傲，走到哪里，都能收到羡慕的目光。
也是在这次会议上，郏县县委注意到了先锋一社的经验，看着他们把合作社打理得井井有条，粮食产量年年增产，心里十分欣慰，决定把大李庄乡作为全县农业合作化的试点，让其他乡镇都来学习他们的做法。
这一年，试点工作搞得风风火火，社员们干劲十足，粮食产量再创新高，仓里的粮食堆得像小山一样，那些返乡的学子们，成了推动合作化运动的中坚力量，成了乡亲们眼里的“文化人”“主心骨”。
他们万万没想到，自己的努力，自己的坚守，竟然会引起远在北京的伟人的注意，会成为全国学习的榜样。
1955年7月31日，伟人在关于农业合作化的专题报告中，乐观地预测农村即将迎来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语气里满是对农村发展的期盼，对农民群众的关怀。
报告里说，中国要实现工业化，必须先搞农业合作化，摆脱小农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