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琪手里的红薯“啪嗒”掉在地上，冲过去抓过成绩表，只见上面写着：语文60分，数学10分，总分刚好及格。
那一刻，他激动得说不出话，眼泪瞬间涌了上来，顺着脸颊往下淌，滴在沾满泥土的手背上。
他接过那张编号的巴掌大纸片，准考证边缘粗糙，印刷模糊，可在袁琪眼里，它比黄金还珍贵。
他小心翼翼地把它揣进贴身的衣兜里，用手紧紧按住，像揣着自己的命，生怕一个不小心，就弄丢了这唯一的希望。
1977年12月11日，星期天的清晨，上海天气晴朗，却透着刺骨的阴冷，寒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冻得人瑟瑟发抖。
袁琪天没亮就起了床，借着微弱的晨光，打开床边的小木箱，翻出了压箱底的“宝贝”——一件洗得发白、领口都磨毛了的中山装，一双擦得锃亮的765皮鞋。
这双765皮鞋，是上海当时最流行的款式，是他省吃俭用，攒了三个月的工资，托人从上海城区买回来的，平时舍不得穿，一直擦得干干净净，放在木箱最底层。
中山装是哥哥穿过的，袖口破了个洞，他连夜用针线缝补好，又借了室友的烙铁，一点点熨得笔挺，连褶皱都看不到。
在上海的考生眼里，高考从来不是一场普通的考试，而是改变命运的盛典，必须穿戴整齐，用最郑重的态度对待，这是对知识的敬畏，也是对自己十年苦难的告别。
“袁琪，你这打扮，跟要去相亲似的！”同屋的知青凑过来，笑着打趣他，眼里却满是羡慕。
“那可不！”袁琪对着小镜子，仔细整理着衣领，又把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眼底满是坚定，“这是改变我命运的考试，必须穿得体面些，不能输了气势！”
走出草棚，袁琪发现，其他考生也都精心打扮过了：男的大多穿着洗得笔挺的军便装、中山装，领口系得严严实实。
女的穿着合身的两用衫，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每个人都背着洗得发白的帆布书包，书包里装着准考证、钢笔和少量复习资料，脚上不是765皮鞋，就是新买的布鞋，脸上都带着既紧张又期待的神情，眼神里藏着对未来的渴望。
农场的卡车早就停在门口，车身沾满灰尘，司机师傅是个热心人，笑着递过来几个白面馒头和一个煮鸡蛋：“拿着垫肚子，好好考，争取考上大学，早点回城，别再在这农场遭罪了！”
卡车一路颠簸着驶向县城南桥，车厢里的考生们大多沉默不语，气氛有些凝重。
有人低着头，小声默念知识点，嘴里念念有词；有人反复摩挲着口袋里的准考证，指尖都快把纸片揉皱了；还有人望着窗外飞速倒退的田野，眼神里满是对未来的憧憬，也藏着一丝不安。
袁琪看着身边的人，心里五味杂陈。
他们的年龄差距大得惊人：有十五六岁的应届生，一脸稚气，眼神里满是懵懂；有三十岁左右的“老三届”，眼角已经有了细纹，手上布满老茧，一看就是在农村熬了很多年；甚至还有一对父子俩一起赴考的，父亲陪着儿子，两人互相鼓励，堪称当年高考最特别的奇景。
“听说了吗？29个人里才录取一个，咱这水平，能行吗？”有人小声嘀咕着，语气里满是自卑和忐忑，声音都在发颤。
“不行也得行！”袁琪攥紧拳头，指甲深深嵌进掌心，语气坚定，声音不大，却透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咱在农场苦了这么多年，刨地、除草、扛粮食，遭了多少罪，受了多少委屈，不就是等这一天吗？就算拼了这条命，也得考上！”
车子到奉贤中学门口时，天刚蒙蒙亮，可校门口已经黑压压挤满了人，一眼望不到头。
考生们排着长长的队伍，有序地往里走，穿着整齐的中山装、军便装，脚下的765皮鞋踩在水泥地上，发出“哒哒哒”的声响，密密麻麻，汇成一片特别的“赴考进行曲”，在清晨的校园里回荡。
袁琪跟着人群往里走，心里既激动又忐忑，手心全是汗，紧紧攥着那张已经被捂热的准考证，连呼吸都变得小心翼翼。
走进奉贤中学的考场，袁琪按照准考证上的号码，找到了自己的座位坐下。
教室里很安静，静得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考生们陆续入座，每个人都神情严肃，脸上没有一丝笑意，有的还在抓紧最后几分钟，翻看着手里的复习资料。
袁琪打量着身边的人：左边是个戴眼镜的应届生，镜片厚厚的，手里还在飞快地翻着课本，眉头紧紧皱着。
右边是个三十岁左右的大叔，穿着洗得发白的军便装，手指粗糙，指关节突出，一看就是长期干重活的，他坐在座位上，双手放在桌面上，眼神坚定，默默深呼吸，缓解着紧张的情绪。
“叮铃铃——”考试铃准时响起，尖锐的铃声划破了校园的寂静，第一科考的是数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