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老师辅导，没有题库，大家就发扬“互帮互助”的精神，谁哪科学得好，谁就当“临时老师”，哪怕只是比别人多记住一个公式，也愿意毫无保留地教给大家。
宋军的弱项是数学，那些几何题、代数题，看得他头都大了，越看越糊涂，有时候一道题琢磨一下午，也想不出解题思路，急得抓耳挠腮，恨不得把脑袋往墙上撞。
同村的李娟是高中没毕业就下乡的，数学底子好，人也细心，每天晚上都专门给他补一个小时，从不间断。
“这道题你得先画辅助线，你看，把这个三角形补成平行四边形，不就好算了？
”李娟拿着一根烧黑的木棍，在地上写写画画，木棍划过地面，留下一道道清晰的痕迹，宋军蹲在旁边，眼睛死死盯着地面，听得一头雾水，眉头皱成了疙瘩，可还是使劲点头，手里拿着一根铅笔，在课本空白处胡乱画着，铅笔芯都断了好几次，指尖沾着黑色的铅粉，蹭得脸上都是，自己却浑然不觉。
最难的是找练习题。
没有试卷，没有题库，甚至连像样的习题都没有，大家就把课本上的例题翻来覆去地做，把姐姐们笔记上的错题抄了一遍又一遍，抄得手指发酸，手腕发麻，笔记本都写满了好几本。
有一次，宋军听说邻公社有个退休老师手里有一套1965年的高考题，那可是宝贝中的宝贝，他二话不说，吃完晚饭就出发，连夜走了二十多里山路去借，山路崎岖不平，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他手里拿着一根木棍，一边探路一边走，好几次差点摔下山坡，回来的时候鞋都磨破了，脚底板全是水泡，走路一瘸一拐，可他捧着那几张皱巴巴、泛黄的纸，笑得比啥都开心，连脚疼都忘了。
备考的日子里，宋军每天只睡四个小时，恨不得把一天当成两天用。
天不亮就起来，背着课文、记单词，声音沙哑了就喝一口凉水，接着背；白天下地干活，趁着休息的间隙，也会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公式和单词，反复默念；晚上就着煤油灯刷题，有时候看着看着就睡着了，头“咚”地撞在桌子上，惊醒了，揉一揉额头，搓一搓眼睛，又接着看。他的记忆力大不如前，一个简单的公式，得背几十遍、上百遍才能记住，有时候今天背会了，明天又忘了，可他没放弃，嘴里一遍遍念叨着：“多记一遍，考场就多一分希望，多记一遍，就离走出大山近一步。”
村里的老人都说：“这娃是魔怔了，地里的活不干，天天抱着本书瞎琢磨，能琢磨出啥名堂？
还不如好好刨地，娶个媳妇，生个娃，安安稳稳过日子。
”可宋军知道，这不是瞎琢磨，这是他唯一的出路，是他摆脱黄土地、改变自己命运的唯一机会，他不能放弃，也不敢放弃。
1977年12月，高考如期举行。天气比深秋更冷了，刮着刺骨的寒风，宋军和同村的考生们，背着干粮。
几个硬邦邦的窝头、一小袋红薯，揣着皱巴巴的准考证，裹紧了身上打补丁的棉袄，步行三十多里路，赶到了县城的考点。
一路上，大家都很少说话，心里又紧张又期待，脚下的路走得又快又急，棉袄都被汗水浸湿了，风一吹，冷得打哆嗦，可没人敢停下脚步。
走进考场的那一刻，宋军的心跳得飞快，“咚咚咚”的声音，自己都能听得清清楚楚，手心全是冷汗，攥得准考证都发皱了。
考场里坐满了人，年龄差距大得惊人。
有十五六岁的应届生，脸蛋还带着稚气，眼神里满是懵懂；有二十多岁的知青，皮肤黝黑，那是常年风吹日晒的痕迹，眼神却异常坚毅；还有三十多岁的代课老师，鬓角都有了白发，脸上刻着岁月的痕迹，却坐得笔直，眼神里满是渴望。
大家来自不同的地方，有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同样的梦想，同样的渴望。
可等试卷发下来，好多人都傻了眼，手里的笔都顿住了，脸上的表情从期待变成了茫然，又从茫然变成了慌张。尤其是数学卷，上面的题目，好多人连见都没见过，别说做题了，连题目都读不懂。
“叮铃铃”考试铃一响，刚过十分钟，就有三个考生“唰”地站起来，手里的试卷干干净净，全是白卷，连名字都没写全。
“我根本不会，坐着也是浪费时间！”一个小伙子红着脸，声音带着一丝羞愧和不甘，说完就快步走出了考场，脚步都有些慌乱。
宋军看着数学题，脑袋里一片空白，嗡嗡作响，那些函数、立体几何，他复习时明明背过公式，可到了考场，怎么也想不起来，像是被人凭空抹去了一样。
他急得手心冒汗，笔尖在纸上划来划去，留下一道道